可以这么讲，从社会政治文明各要素角度，商业是最趋向公平的要素。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追求自身尊严与平等的过程中，其他各要素的工具基准是很难做到公平的，而基于一个不公平的工具，自然更难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比如，权力框架下，工具基准是官本位，即人的任何价值，必须换算成官位来比较。由于官本位是个“从上”的价值体系，必然推导出一个集权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唯上，最终必然推向一个极权。这样的社会结构特点是稳固，缺点也是稳固，太稳固了，缺乏社会阶层对流通道，而一旦崩溃必然也是惊天动地式的（理想社会是动态平衡的而不是固定的。至于每个人都幸福的社会，那是梦话）。中国在此留了一个后门，即科举，保证了底层有个狭窄的上升通道。科举与周期律，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保障。既不拥有科举这种强心针，又无法保证自己一次次从濒死状态中满血复活，所以绝大多数古代文明就这样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至于科举与周期律是好是坏，现代人是不是能接受，则是另外的命题了。）
再比如，宗教框架下，工具基准是教徒的狂热，对教主的崇拜与对异教徒的残暴，这明显是偏离公平公正原则的。不必赘谈。
还有，政治正确、道德绑架体系下，工具基准是圣母们的爱心，于是穷有理、黑命贵纷纷出台，种种反智、逆向、虚无层出不穷，简直不能看了都。
再者，工业党体系下，工具基准是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值，这个就很难堪了。有一个人生目标叫“自由而无用”，在这样的标准下，不独“自由”是被禁止的，连“无用”也是被禁止的。这样的东西不滑向法西斯、军国主义，可能乎？可叹中国社会在进入近现代以后，竟有数次面临滑向这个方向，真是令人惊出一身冷汗！
而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他们的工具基准就是没有基准，无下限、无底线，这就更等而下之，没有探讨价值了。
值得一提的是法治社会，工具基准就是法律，并且真正的法治社会，应该是立法层面、法律文本层面、执法层面的公平与平衡。说实话，这样的社会，确实值得去追求。但是一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二是在追求的路上歧路太多，代价还真不好说。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对执法层面公平的执念，变成严刑峻法的社会，向集中营靠拢了。法律作为一个庞然大物，还是太过强势，社会怎样去平衡法律的从业人员，也还是问题。
至于人类一直梦想的理想社会, 工具基准就是公平与正义。问题是，你有你的公平与正义，我有我的公平与正义。在全世界人类自愿达成公平与正义的共识前，这种社会模式就是乌托邦！（如果强行把某种自以为的“公平与正义”强加于人，那么，这种社会模式就是比其他社会模式更邪恶的老大哥了！）
回到商业社会，工具基准就是金钱。这不是一个最好的社会模式，至少在完全公平与正义社会面前；但它是最不坏的社会模式。至少金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或者说任何倚仗邪路撷取金钱者都会遭到全社会的鄙视。（比如利用权力的贪污挪用，比如利用武力的强取豪夺。。。即使是利用资本，也有反垄断法等着。）说它是最不坏的社会模式，乃是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比金钱更公平与正义的工具基准。（从其他社会模式都或多或少地鄙视金钱，比如宗教社会视金钱为罪恶，中华传统社会则士大夫不言利，共产主义取消货币等等，可见大伙都知道金钱是最无法对付的对手。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嫉妒啊。）
宋代对于富人的态度也相当宽容， 对比今天的“仇富论”，简直堪称“亲富论”。北宋年间宋太宗即表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所以税赋不增，元元无愁叹之声，兵卒安于州郡，民庶安于田闾。外之租税足以赡军，内之甲兵足以护民。”
除了天子，当时士大夫对于富人也相当宽容与肯定。如北宋苏辙即表示富人出现是情理之间，贫富相安是安定根本：“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更进一步，南宋叶适已经认识到有产阶层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 指出富人是维系社会上下阶层的枢纽，甚至批评那些希望以打击富人来救助贫人的想法虽然善良却不应实行：“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这在视富人为原罪与肥猪的中华语境中，也是相当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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