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仪象台”是由北宋苏颂等人在1088年开始制造的，代表了当时天文、计时科学的世界最高水平，其中装置的擒纵机构计时系统被世界科技界、计时仪器史学界公认为近代机械钟表的鼻祖。
1990年瑞士巴塞尔钟表展， 1981年英文版本的百达翡丽钟表图录上载有“水运仪象台”外貌全图及说明。其中写到：现在钟表中所使用的擒纵器是1090年中国的苏颂发明的，他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已达到每日误差仅为1秒的水平。而西方使用擒纵器来计时是在苏颂之后三个世纪的事。既然作为钟表和其他计时器区分的标志——擒纵器是中国人发明的，那不就等于说是中国人发明了钟表吗？1992年4月，在瑞士最具权威的钟表博物馆里，又一次有中国水钟的图片。
1996年10 月，世界名表百达翡丽公司博物馆举办特别展览时，该公司总裁在其画册序言中写到：“这次展出的珍品代表着‘百达翡丽’150年来的心血结晶，而这些成就也要归功于各种测时机制的发明，它们包括于1090年由中国的宰相苏颂所制作巨型水钟里装置的擒纵器和其他机械钟表先驱们研究出的成果。”英国著名的李约瑟博士（中国科技吹）也曾对这一创造予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天文观察仪器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这又一次说明了“水运仪象台”在世界钟表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国人开创了钟表史已成为国际钟表界的共识。它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又一巨大贡献。
苏颂是北宋知名文学家，宰相。与苏轼家有联宗之谊。宋史载，“拜刑部尚书，迁吏部兼侍读。请别制浑仪，因命颂提举。颂既邃于律历，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则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绍圣四年，拜太子少师致仕。”可谓诸子百家，无一不精；奇淫巧技，无一不通。是伽利略、达芬奇一流的人物，（伽利略、达芬奇均是通晓百家、无所不能的人物，达芬奇甚至是以艺术家而不是以科学家流名。所以文艺复兴以意大利为源头，同样不是偶然的。）不单应该在中国的科室史留名，更应该在文化史留名。但是，伽利略、达芬奇在意大利均塑像俄俄，而苏颂在中国知名度几乎为零。难道是中国像苏颂这个级别的大师实在是数不胜数了吗？呸。张衡、沈括，寥寥不数人而已，伸出一只手指数都能有富裕。（一部中国科技史，大宋当仁不让！半壁江山！然张衡传说大于实质，郭守敬胡膻大于中国，唯沈括以书传世，苏颂以文留名耳。）
单就钟表发明而言，英国著名科学家惠更斯和胡克各自发现了螺旋式弹簧丝的振荡等时性，这为近代游丝怀表和手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此二公，在科技史上，都是开了挂的人物。可以这么理解，此二公都是小号的牛顿，在光学、力学、天文学上都做出了卓越贡献，都是现代物理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人在德先生与赛先生上是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均发轫于此，名至实归。
那么，大宋有沈括、有苏颂，为什么诞生不了中国的牛顿呢？说来惭愧，沈括、苏颂后来都深深地陷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了。当时政治风气并不好，相互乱整。举个栗子，适逢苏轼冤狱乃成，于是沈括落井下石告密，而且恰巧苏颂在隔壁被迫听审，可谓均在政治斗争中介入得很深了。理科生们都开始开批斗会、搞背靠背、表忠心、拉帮结派，这个时代的科技能够发展才是怪事哩。
然鹅，大宋已是我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最宽松的时代了呀，誓不杀文人嘛，苏轼放别的朝代死十次都不够。所以说，中华科技的全面落后，是有原因的，无节制地搞政治斗争、政治运动，是主因之一。宋代的政治争斗，相比诸朝诸代，仅仅是稍稍收敛了一些，就随随便便地发明出了钟表的核心部件，想必，在中华的历史长河斗争史中，不知有多少奇思妙想、真知灼见就白白地被消耗掉了吧。
如果单以机械表论，是中国文人给了它最关键的心脏，由英国的科学家们把它的技术含量推到了极致，而最后落到瑞士钟表匠手里，只不过在艺术造诣上有所突破罢了，生生把一件工业品、消费品拗成了艺术品、奢侈品。但是穷奢极欲，离它的生命终点，也不远矣。
谬史氏曰：虽然机械表是人类机械的巅峰，但是俱往矣。从计时器角度讲，再值钱的瑞士表，也逃不过每天多少秒的误差；而石英表在精度上却可以轻松秒杀之，毕竟电子震荡频率精度要高得多；而更后来居上的智能表，则可以做到分秒不差！无他，实时挂在网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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