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回到先秦时代。
在当时，有一种表演形态，既在形式上体现了戏剧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散落，又在内容上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讽喻格调，那就是优的活动。
优从巫演化而来，仍然是祭祀礼仪的产物，但在美学职能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巫既娱神，也娱人，但外层目的是娱神，娱人只是一种“副产品”；到了优，活动的目的已经完全转到娱人上来了。
优的社会地位，明显地低于巫。巫凭借着“通神”的特殊身份，成为古代社会中或大或小的“精神领袖”，优就没有这种便宜了。
优的任务，主要是歌、舞、说笑话。有时候光说笑话不够了，还会来一段滑稽表演。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身材矮小的侏儒，不得已借此来谋生。遇到比较贤明宽厚的主子，优的活动中可以包含较多直接讽谏的因素。即便是苛严的统治者，一般也允许优在嬉谑滑稽中“谈言微中”，因为在他们看来，卑贱的优，构不成一种政治势力，所以也构不成一种威胁。他们在独断专行的政治运作中，有优的聪言慧语辅佐着思索和选择，觉得有利无弊。更何况，这种讽谏与艺术相伴，与愉悦合一，听来怡性适情，不便抵拒，也很难抵拒。先秦时代有一些特别机智、敏捷、果敢的优，甚至获得了统治者特殊的信任，取得了较大的政治发言权，已成为“殿前弄臣”。例如优孟和优旃，就是这样的人物。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述过几则优的故事。其中一则是说，楚庄王所爱的马死了，要以大夫之礼安葬，左右以为不可，楚庄王生气了，说“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别出心裁，入殿门仰天大哭，说仅以大夫之礼葬马，规格太薄，应以人君之礼葬之。楚庄王问他具体的仪程，优孟洋洋洒洒，极言葬礼之隆重，楚庄王听了，自感失了分寸。
优旃打消秦二世“漆城”的荒唐念头，也用类似的办法。他赞扬“漆城”的主意，却又请秦二世考虑漆成之后把油漆晾干的“荫室”该怎么搭。比城更大的荫室搭不成，“漆城”的主意虽好也难于实现，秦二世只好接受这一逻辑。
这类讽谏驳诘，是以机智的反向逻辑达到政治和伦理的目的，其间并不包含太多审美的成分，因此不宜过分地与戏剧拉线搭桥。优能歌善舞，说他们是歌舞演员则可，说他们是最早的戏剧演员则不妥。
只有优孟扮演孙叔敖的一则，具备了戏剧美的因素。楚相孙叔敖死后家穷，优孟得知，“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优孟把一个已死的孙叔敖扮得惟妙惟肖，去见楚庄王，楚庄王大惊，以为复生，欲以为相，优孟说要回家与妇商计，三日后假冒妇言对楚王说，楚相不足为，如孙叔敖为楚相，尽忠廉治，使楚大振，“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楚庄王听懂了他的话，也窥破了他的装扮，立即对孙叔敖之子封赠“寝丘四百户”，并感谢了优孟。
扮演，是优孟对于逻辑辩难的补充和升格。他在怀疑自己的逻辑力量是否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便以扮演来触发楚庄王的感性感受，让楚庄王进入一种“恍见故人”的幻觉之中。
但是，总的说来，戏剧美在这件事上只是援助了逻辑性讽谏，自己并没有充分实现。
总之，“衣冠优孟”的故事并不意味着戏剧艺术的逼近。把优的活动看得过于戏剧化，理由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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