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性格和脾气
问:秋雨老师,按照世界历史的常理,一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国力崛起,应该带来里里外外的敬佩和赞叹,但我们遇到的情景却不是这样。很多分析家把产生这种不正常情景的原因归咎于外国嫉妒防范和自身策略有误。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我们缺少一种能够让世界各国民众广泛感应的当代文化,您同意吗?
答:我说过,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闹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还是外来人都感到了某种陌生和紧张。巨人做出一个个造型,佩上一条条绶带,用处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无法感知巨人的脾气和性格。
巨人的脾气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
就像当年英国的旗帜飘扬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至少让人以为,里边似乎包含着莎士比亚的影子;就像德国先后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后,经常会用贝多芬、巴赫和歌德让人对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国纵横捭阖、盛气凌人的时候,总有好莱坞影片的诸多形象相伴随。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好像做不来这些,一直忙着排场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
问:秋雨老师是否认为,现在中国遇到的种种社会矛盾,都与精神价值有关?
答:对。
问:既然已经知道了精神价值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起色呢?
答:因为大家都把一系列可疑的“精神价值”当真了。
问:可疑的“精神价值”有哪些?
答:简单说来,可疑的“精神价值”,在民间祭拜的是“成功”,在官场祭拜的是“民粹”,在学界祭拜的是“国学”。
把这三者加在一起,使中国这个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因“成功”而势利,因“民粹”而喧闹,因“国学”而陈腐。这样的性格和脾气,当然很难让人喜欢。
可疑的“精神价值”
问:这三个可疑的“精神价值”,其实也正是您一再警惕过的“文化伪坐标”,概括得令人震撼。它们眼下还在流行,而且势必流行下去。那么,能不能稍稍花点儿时间,展开讲述一下?
答:可以。
问:先说说民间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成功,好吗?
答:好。“成功”的正常含义,是完成了一件让大家高兴的好事,但现在民间追求的“成功”,却把别人当作了对手,争夺只属于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刚刚懂事,就从家长、老师那里接受了这个伪坐标。很多家长直到今天还坚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奇怪志向,拉拽着自己幼小孩子的手开始了争取“成功”的险恶长途。
“成功”这个伪坐标的最大祸害,是把人生看成“输赢战场”,并把“打败他人”当作求胜的唯一通道。因此,他们经过的地方,迟早会变成损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问:请再说说官方的那个“文化伪坐标”——民粹,老师方便吗?
答:对我来说,什么都方便。
从本质上看,官方关注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是,人们一旦陷入号称“民意”的“群众广场”中,也都失去了证据分析、专业裁断、理性判别、辨伪鉴识的能力,因此只能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这就进入了完全失控的民粹狂潮。
在当代,民粹大多表现为一种由谣言点燃的爆发式起哄,一旦发酵于传媒网络,必然会在山呼海啸中构成灾难。
在历史上,那种与乡间流俗合污的伪善者,被称为“乡愿”。孔子把它说成是“德之贼者也”。在现代,我们见到的民粹,太多是冒充民众的名义冲击理性底线的文人恶谑。我经历过的“**”灾难,一开始由“上意”发动,很快完全失控,任由“民意”驱动,处处都是“革命群众”(亦即当时的“弱势群体”
)组成的“民间法庭”。“**”结束后,我曾多方寻找害死我亲人、关押我父亲的恶人,但最后的回答都是一样:革命群众。
现在不少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形象,把很多并无科学统计的所谓“民意”当作精神价值,我认为,一是无奈,二是作秀。北大学子,必须警惕。
问:我喜欢老师的痛快淋漓,而不喜欢文化学术界惯常出现的那种左右逢源、貌似全面的废话。现在想请您再说说学界祭拜的那个“文化伪坐标”——国学,这对老师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答:“国学”,如果说成是“中国学”、“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经典”等,就很正常了。但现在,执意要把一种学问抬升到可以与“国旗”、“国歌”相提并论的政治高度,就产生了很多问题。至少,会对国内同类文化不公平,会与国外同类文化不相融。
举一个小例子就明白了。如果说京剧是“中国戏剧”,谁也不会反对,但是,如果把它说成“国剧”,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项圈。这样一来,该怎么处置比它更经典、更悠久的昆剧?怎么处置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的元杂剧?
而且,现在京剧也遇到了重大生存危机。如果封成了“国剧”,还有谁敢动它?还有谁敢改革?
“国学”的范围当然比“国剧”大得多,但由于同样在追求一种“国家主义”的文化权威,也就有了“排他主义”,会产生一系列逻辑矛盾。
问:我很赞成老师的观点,“国学”这种提法的毛病,是试图通过“国家主义”来推行“排他主义”。不仅“国剧”,现在争来争去的所谓“国酒”、“国饮”、“国服”,也都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推行“排他主义”。其实,只要有了“排他主义”,反而会把自己做小,对吗?
答:你说得很对。中华文化是一个大海,是百川汇流的结果,包括很多国界之外的河川。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会遇到一个尴尬的矛盾:佛教算不算“国学”?如果不算,有点儿难办,因为那是中国两千年来最普及的宗教信仰,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经络血脉之内,连很多第一流的中国文化人都是佛教信徒,肯定已成为“国之重学”,这要不算,说不过去吧?但是如果算成了“国学”,那也麻烦,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印度文化啊,虽然也曾局部地中国化,但至今中国运用的佛教经典,很多重要的专用名词还是梵文的音译,我们总不好意思说它是“国学”吧?
你看,一说“国学”,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就出来了。
问:只要有“自封为王”的“排他主义”,这样的漏洞一定会层出不穷。即使在国内的各种文化中,谁是“国学”,谁不是“国学”,迟早也会引发争斗吧?
答:你的判断很正确。现在所说的“国学”,实际范围不大,好像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加一点儿道家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是,中国的这个“国”字实在非同小可,地域广阔,气吞万汇,其间的文化更是森罗百态,藏龙卧虎。有不少地处边缘的文化曾经强劲地推动过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例如突厥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西夏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都非常重要。没有它们,中国之“国”就要退回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小“国”去了。那么,这些文化算不算“国学”?我猜,现在的“国学达人”一定会说,“算,迟早会算”。但是,“迟早”到什么时候?我看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丝一毫把它们“算”进去的痕迹或意图?
问:他们也曾辩解说,二十世纪前期一些著名的学者也提过“国学”,这该怎么解释?
答:那个时候列强频频进犯,国运危在旦夕,提“国学”,是一种“在危急时刻自报家门”的凄楚之声,丝毫不存在借取“国家主义”来实行“排他主义”的嫌疑。最早章太炎他们成立“国学振起社”,时间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辛亥革命之间,地点是在日本东京,时间和地点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后来,以美国所退庚子赔款办的清华大学,也成立过国学研究机构。但是,无论是章太炎,还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他们都知道,学术无界,文化无墙,永远不能画地为牢。他们几位本身的文化结构,更是宏观全球,博采寰宇,融会贯通,不设边防。
问:近年来的“国学热”,我们北大基本上没有参与,还算不错吧?但我们远远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过分了。而且因为裹挟着“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因素,让人很难劝解。秋雨老师,您劝过他们吗?
答:劝过。有一位企业家曾经兴奋地告诉我,他与几个朋友在郊区开办了一个“国学堂”,招收不少小学生天天诵读国学经典,连行为举止、生活礼节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询问:“这些孩子毕业之后,会到哪里工作?”
那位企业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满信心地说:“文化学术界的很多专家都向我担保,今天的社会太需要这些年轻的国学人才,而且越来越需要。”
我说:“对不起,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当校对。但我早就打听过了,那里已经满员,没有名额。”
这就是我的劝说。
问:但是还有很多人着魔。现在已经不只对小学生了,有的大学还开设了“总裁国学班”,收很高的费用,把那些企业家吸引过去,关上门,拉上厚厚的窗帘,不知在里边讲什么。如果是“爱国”,也不必那么神秘啊!您估计,窗帘里边在讲什么内容?
答: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这个概念时,确有救亡、爱国的动机,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国学”与“爱国”不能画上等号。抗日战争爆发时,连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军阀、土匪都积极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国学专家”快速做了汉奸,例如罗振玉、郑孝胥、梁鸿志、胡兰成,等等。连“五四”新文学阵营里的“国学专家”周作人,也成了汉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战后审判汉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着长衫、马褂之类的“国服”。相反,原来一直被嘲笑为“西装革履、数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却一批批在国际舞台上用英语捍卫着民族尊严,从顾维钧到倪征燠,都是这样。
问:您说起审判庭上的“国服”,使我想起,在“国学热”中,确实有一些激进青年提出中国人必须穿“汉服”,必须过自己的节日,声势很大。秋雨老师,我们该如何反驳他们?
答: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汉服”,而在于“必须”。中国人好不容易迎来了服饰自主的时代,任何强制都是倒退。爱国主义不应该变成专制主义。
如果你们认识这些激进青年,可以在他们耳边悄悄提醒一句:汉服,在唐代长安就没有什么人穿了。
“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
问:秋雨老师,如果不是那么变态地祭拜“国学”,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应该抱着一种恭敬的态度来选择和学习吧?那么,应该如何进入正常学习呢?
答:这也是我下决心花整整一年时间来为你们讲这门课的原因。应该如何正常地选择和学习中国文化精华,我将会按历史顺序一一说明。
我下这个决心,还有一个偶然原因,那就是在**一所大学看到了一本中国文化教材。那本教材从反面深深地刺激了我。
问:**一所大学的中国文化教材?
答:对。好像是他们委托北京的一些大学教师编的,不知道北大有没有参与。那段时间我在**工作,有一批大学生跑来,态度坚决地向我申诉:“余老师,我们决定,拒绝接受中国文化了!”
我听了很吃惊,连忙问原委,他们就甩出了这么一本中国文化教材。原来,他们说拒绝接受中国文化,是拒绝接受那本教材。
那本教材很厚,像一块耐火砖。由于用道林纸印制,因此又比耐火砖更沉重。我翻看了一下,确实是枯燥无味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几千年来有点儿名堂的文章,都像陈年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里。一点儿看不出它们曾经活过、游过、掀起过波涛。不要说**学生,连我这样的人,看一会儿也被鱼干的隔代腥膻味熏晕了。
问:秋雨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平常见到的教材,多数也是这样的。您是不是觉得,**学生的拒绝有一点道理?
答:有一点道理。我想讲一句俗话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你故意面目狰狞。
问:面目狰狞也有可能挺好玩,网络游戏上常见这种面目。狰狞往往蕴藏着一种扭曲的生命力,就像古代青铜器上似人似兽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教材却留下了狰狞,丢弃了生命力,结果狰狞得刻板、冰冷、重复、无聊,让我们怎么忍受?我想问,编写这些教材的老师们,真是故意的吗?是不是嫉妒我们的青春,才这样折腾我们?(笑)
答:不,这些老师没这么坏。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有过年龄上的青春,却从未有过文化上的青春。他们从未在文化上激动过、痴迷过、爱恋过。因此,在面目狰狞背后的他们,很可怜。我年轻时只要听到难听的课,就对老师特别同情,甚至怜悯。
问:对于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刻板课程,要不要向老师提意见?
答:提意见没用,他们改不过来。如果是选修课,就不选。如果是必修课,你坐在下面可以做“反向设计”:老师讲得如此难听的原因在哪里?这部分内容今天如果由我来讲,应该改换什么样的逻辑思维?经常这么想,你就有可能获得不错的反向磨炼。
当然,如果你有幸做了系主任和校长,那就要考虑更换课程和教师了。
问:现在大学文科教学中也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老师发现了“耐火砖”和“死鱼干”实在无法吸引学生,就矫枉过正,模仿单口相声,在课堂上把孔子叫“赶路老爹”,把司马迁叫“可怜叔”,把李清照叫“赵姨”,中间又穿插着大量添油加醋的生动情节,整堂课笑声不断。这好吗?
答:这个趋向,在一些电视文化讲座和流行历史读本上早已出现。我觉得,这种“戏谑文本”是对“枯燥文本”的讥讽和躲闪。由于目前占领统治地位的还是“枯燥文本”,它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但是这种做法,在学术上隐藏着一些问题,在传播上也隐藏着一些问题。
问:请您先说说“戏谑文本”在学术上隐藏的问题。
答:学术上隐藏着两个问题:一、它们最戏谑的地方,大多出于虚构细节,编造情景,并在词语上做现代化的拼接。这一来,听众和读者虽然笑了,却当作了一种说唱艺术,并不相信。这种不相信,对于学术是致命伤。二、它们最叫座的地方,往往是在宣扬处世谋术,也就是如何阴险地制伏他人,获得成功。这对中国文化的大道,是一种“曲解”。对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负面影响不小。
问:这些讲述者也许认为,牺牲文化大道,是为了促进传播。那就请您接着说说,他们在传播上所隐藏着的问题。
答:传播上也有两个问题:一、它们受到欢迎,是因为有“枯燥文本”的对比。当“枯燥文本”在它们的戏谑下逐渐减少,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背景。二、它们的套路,高度重复,极易被模仿,也极易被厌倦。
问:这些正在流行的“戏谑文本”也应该有一些正面意义吧?
答:有。我认为这些“戏谑文本”的最重要成果,是幽默地进行了一种“解构”,让中国当代话语的官场化、模式化、骈文化趋向,受到了冲击。由此,也就启发大家可以把一切枯燥、艰涩的话题讲得轻松一点儿,有趣一点儿。
是啊,我们见到很多公务员和发言人的语言方式,实在需要好好改一改了。我敢于大胆说一句:我国内政和外交上的不少困顿,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语言方式加重了。
语言能力训练班
问:秋雨老师,我听说有人提出建议,希望由您亲自出马,开设一个各级发言人的语言能力培训班。据说您没有答应,为什么?
答:高超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比学会几门外语复杂得多。我们各级机构选择发言人,主要是看已有的职位和业务,顺便听一听普通话的清晰程度,这与我要求的语言表述能力有很大距离。因此,即使集中起来培训,也难有成果。
问:请原谅我的好奇。如果由您开设一个训练语言表述能力的课程,学员也是您亲自挑选的,那会实行哪些训练?
答:打基础三个月就够了,定期完成几项训练。
第一个月,排淤训练。即尽量排除令人厌倦的句式,包括空话、套话、言不由衷的话。我会把流行套话集中起来,印一本书,让他们一一攻坚,限期戒除,更换成自己独特的诚恳话语。
第二个月,质感训练。即努力让抽象潜伏于具体,让理性潜伏于感性。即便在论述大事时,也要寻找幽默而新鲜的平民化角度。
第三个月,换位训练。即给他们讲授一点儿“接受美学”,让话语立场,由“表达者”转向“接受者”,而且是那种“不准备接受的接受者”。其中,也包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民众。
问:感谢秋雨老师对我随口提出的小问题回答得那么详细,那么系统。如果真由您亲自开设这样一个语言表述能力训练班,我一定第一个报名。我觉得很多行政高官也应该接受这种训练。他们的话语系统最要命,恰恰影响又最大。更糟糕的是,没有人向他们说出真相。他们听到的永远是:“首长,您的报告太精彩了!”
秋雨老师,您是不是觉得语言方式的突破,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
答:这又讲大了,语言方式毕竟只是语言方式。但是,我们确实应该学一学欧洲的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并没有人提出类似于“国学”的复古主张,却由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形象艺术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文化、宗教文化中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让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丽和温度。于是,漫长的、充满经院论辩的中世纪立即黯然失色,新时代来到了。可惜,我们总是在用巨大的金钱和精力,构筑着中华文化复兴的反方向。
文化的定义
问:秋雨老师,我们在“闪问”中已经涉及当前中国文化中几个可疑的“伪坐标”,也讨论了其间的“枯燥文本”和“戏谑文本”,收获很大。这也就产生了一种期待,能不能为“文化”下一个定义呢?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义已经有两百多个,都立足于特定的学派,拉扯得让人劳累,而且有很多已明显过时。中国当代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说成是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是大而无当。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又把文化缩小成“文联”、“作协”所管的那档子事,唱歌、跳舞、画画、写诗等等,范围又小得可怜。
您能“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有关文化的定义出来吗?
答:我参考了全世界那么多文化的定义,终于“想”出了一个最短的,请你们指正——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作为定义,前半句也可以算是完整,二十二个字。加上后半句十四个字,总共也只有三十六个字,已经构成复句定义。这,肯定是世界上最短的。
问:您所说的文化,里边包括着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这三重概念。但是,不管是精神价值、生活方式,还是集体人格,都应该有正面、负面的区别吧?
答:对。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总是要从正面来提升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最后提出要“改造国民性”,也就是把人们引向正面的集体人格。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集体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集体人格理想是“觉者”,道家的集体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响更大一些。你们如果要从集体人格上研究中国文化,我建议,可以先从“君子”入手。
问:“君子”、“觉者”、“至人”,这些人格理想有没有共同点?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得更自在、更善良。
问:现在社会上某些热门“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宫廷权谋、制胜方略,甚至在油腔滑调地扬恶抑善。这一切,不都是对大道的玷污和干扰吗?
答:对。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断论述着恶的深刻,善的浅薄;不断展示着恶的痛快,善的窝囊。结果,有些文化课程,变成了让人变坏的课程。
问:这是文化的堕落吗?
答: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
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儒学后期,王阳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认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个觉悟者的起点和终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有“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说法。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问:我们从小就听说,人应该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师的说法,人的天性高于文化,是吗?
答:对。可以问问刚做父母的人,婴儿的眼神、表情、动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类学课本?因此,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庄子认为,人们平日学到的东西,大多属于“机心”,也就是机智巧变之心。这种东西一多,纯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备,于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难于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