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库珀基金会为例，让我们看看它对纽约那些无计谋生的人广泛施惠的效果如何。库珀先生在生前曾以工资形式（这是所有分配方法中最高级的形式，它强调工作报酬，而非一意宣扬慈善）发放过大致相等的财富。如果我们对前后两种方式略作比较，便不难从中找到改善人们处境的可行办法，而这种办法正埋藏在现存的财富积累法则当中。库珀先生的财产，如若以少量份额平均分给民众，那么其中的大部分将会浪费在人们难填的欲望深壑里，有些难免成为纵欲的借口。即使是那笔使用最得当的款项（它直接用以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是否能对老百姓的整体产生良好效果，也大可值得怀疑。这种方法自然比不上库珀基金会代代相传、持续产生的效果了。对此，那些鼓吹暴力或激进变革的人应当仔细权衡。
另一个例子是蒂尔登向纽约市遗赠500万元，修建公共图书馆。谈及此事时，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说，要是蒂尔登先生将自己的余生用来好好管理这一大笔钱该有多好。这样做，就不会有法律争议和其他因素阻碍实现他的目标了。姑且让我们假定，蒂尔登先生的百万家私最终得以为城市建起一座宏伟的图书馆，其中的书刊典籍将免费向所有人永远开放，那将是不可估价的壮举。若从曼哈顿岛一带的居民利益出发，把这百万资财零星地分掉就能更好地促进他们的长远利益吗？恐怕最狂热的共产主义鼓吹者会对此存在疑问。而多数有头脑的人却会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人生中的机遇难得，人的眼界难以展宽，我们所完成的最佳业绩往往是最不完美的；但富人还是应当感谢上苍对他们的珍贵赐福。他们有幸能在生前为同胞大众的长远福利奔走操劳，出钱出力，使大家都能从中获得长久利益，同时也使自己变得高尚。生活的最高目的可能正是这样达到的。我们无须像托尔斯泰伯爵那样去仿效基督的生活，而应该认清时代的条件变化，根据现实要求，以相应的方式来振兴基督精神，坚持为同胞利益工作（这是基督生涯和教诲的精髓）
，但要以另一种方式工作。
因此，富人的责任可归结如下：第一，他应成为生活简朴无华的典范，杜绝招摇与奢侈。他只对亲属提供保证其合理需求的适当费用，并将此外的多余收入视为由他管理的信托基金。他应当精心筹谋，使这些钱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这样，富人就只是他的穷兄弟的代理者和信托人，用他管理上的超人智慧、经验和能力来为他们服务。这样要比穷人自己去管理钱财好得多。
这里我们将面对某些难于确定的问题，如：留给家人多少钱财才算合理适度？生活简朴无华的界限是什么？奢侈的标准又是什么？在不同的条件下当有不同的标准，对此难做明确回答，恰如我们不可能精确指出良好风度和高雅举止是由哪些动作组成的。这一类美德虽然尽人皆知却难下定义，而一旦有人违反，公众就会迅速有所反应，在财产上亦是同理。鉴别男女服饰是否高雅的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过分突出显眼便不合常规。如果有哪个家庭以好炫耀著称，住宅家什豪华，挥金如土，铺张成性，我们就不难判断出这个家庭的性质或文化素养。同样，无论富人们管理财富还是捐赠财富，我们都可以判断出这究竟是使用剩余财富还是滥用剩余财富，究竟是慷慨地帮助大众还是一味囤蓄家财、至死方休。这一判决由最明达的公众情绪作出。社会肯定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这种判断很少失误。
我们已经指明运用剩余财富的最佳途径。要想精明理财，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就是不分对象地大发善心。与其把富人的百万家私拿去鼓励懒惰、酗酒和下流行为，不如把这笔钱扔到海里，这于人类倒更有利。在今天所谓的慈善事业中所花费的每1000美元，恐怕有950美元花得不值得。这种花钱方式其实是在生产它所试图医治弥补的社会弊端。有个著述颇多的著名哲学家回顾道，某天他去朋友家做客，曾经路遇一个乞丐，并给了那人25美分。他对那个乞丐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乞丐会如何花掉这几文钱，不过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几文钱是否会用于正途。此人自称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信徒，这位没头脑的慈善家以后不管捐多少钱恐怕也抵消不了他付出的25美分的负效果。他只是在寻求情感上的自我满足，使自己摆脱烦恼——尽管他在各方面都算是品行高洁，但这件事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自私最恶劣的行径。
济世救人之举主要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自助者，向那些希望改善的人提供一定资助，使之得以如愿，或给那些有抱负的人以资助使之能成功。要去帮助，而不要或尽量少去包办一切。施舍从来不能改善个人或民族的处境。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往往不主动求助于人。真正有价值的人除了在偶发事故的情况下根本无需人帮助。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一定情况下需要真正的帮助，这一点谁也不会忽视。但由于彼此缺乏对别人情况的了解，这种个人对个人作出的有效帮助势必是有限的。在细心而热诚地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的同时，必须同样注意不去帮助那些不值得帮助的人。这样做的人才是真的改革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施舍行为如不是扬善而是奖恶的话，那就更糟糕了。
因此，富人们肯定应向彼得·库珀，巴尔的摩的伊诺克·普拉特，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参议员斯坦福和其他人学习。这些人知道造福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向社会提供一个促进人们上进的切实阶梯——建造公园和娱乐设施，以有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安排艺术活动，让人们赏心悦目并提高审美能力；发展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以改善人们的普遍环境——用这种最合算的方式将剩余财富返还给大众，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利益。
贫富问题就将这样得以解决。积累法则依然如故，分配法则亦不受局限。个人主义继续存在，但百万富翁将只是穷人的信托人，暂时保管一大部分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但他们要为社会管好用好这笔财富，使之发挥比公众管理更大的效益。人类的发展将这样进入一种新的精神境界，人们将清楚认识到，只有让那些有思想而且认真的人掌握财富，并为大众利益逐年运用财富，才称得上一种得当的处理剩余财富的方式。这一前景已为期不远了。但暂时还会有些骤然死去的大企业股东，由于来不及抽出他们生前的股份，只好被判作公共福利之用。然而他的同胞对这样的死者不存哀思。这种人生前理财营业，死后抛下百万家私，辞世之际却“无人哀泣，无人嘉奖，无人颂扬”。无论他把带不走的财富用于何处也于事无补，公众对这种人会作出如下判决：“死时越有钱，死得越丢脸。”
以我的观点，这种公众舆论本身就是财富的福音。如果我们遵循它，我们肯定能在某一天解决贫富对立问题，并给世界带来“太平盛世，人性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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