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里出来”是不错的定义，表达交流所具有的共享意义。不过，心里的吐露被认为是邪恶的释放。如果把共享内心生活看作未污秽的善，那就是把思想建立在对人心不严密的描绘之上。
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已经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呢？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只有一个讲究实际的答案：如果后续的行动比较协调，那就是实现了真正的交流。一切交谈都是带有信念的行为，其基础是相信将来会出现我们追求的世界。意义是不完全的、开放的，以后发生的事情会使之急剧修正。皮尔斯说：“符号客观上只有一般的意义，其有效解释常常不确定，它把完成确定意义的权利拱手送给解释者自己。”既然一切符号在不同程度上都只具有一般的意义，人与人的会话就像是单向的撒播，关闭只发生在接受者那方。皮尔斯直率地说：“没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交流是能够完全确定的。”我们命中注定要去进行解释，我们的解释总是纠缠着自己的欲望，而欲望又可能是冲突的；不过，这并不标志贴近的善意因此而堕落。这仅仅是对互动过程中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客观的描述。交流中没有确定无疑的迹象，只有暗示和猜想。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凭借符号去建立联系的任何尝试，都是一场赌博，无论其发生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的互动不可能是思想的交融，最多不过是思想的舞蹈；在这个舞蹈的过程中，我们有时能够触摸对方。交流不应该成为难以承受的孤独的心灵和可怕的幽灵，衡量交流的尺度应该是行为的成功协调。我们对内心生活所知道的一切，我们耳闻目睹和感受到的内心生活，都是靠语词、行动或体态形成的，而且所有这些载体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都是公共的东西。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相互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在我们的关系中，人与人的团结显然比很有把握的解释来得重要。我们不可能彼此相同，不可能你是我、我是你。最好的情况是，“交流”是用来描绘补偿这个不足的字眼。
本书认为，如果我们希望在交流中谋求某种精神圆满或满足，那就是白花精力。思考人与人纽带的历史，思考彼此联系方式的历史，从文字滥觞到电气媒介的开发，都说明，追求与他人交流的圆满，有一个驱动力，那就是受阻的经验或失败的经验。一旦受到交流失败的刺激，幻想交流是逃避可怕时尚的方式，就很能诱惑人了。人们渴望超越，渴望避免误解的创痛，那是十分自然的。危险在于，立竿见影的爱和工作，往往被人瞧不起，被人认为是灾难和垃圾。除了建立一个人人可以共同栖息的太平的王国之外，交流的其他任何损失到底是不可想像的。既然我们是凡人，交流永远是一个权势、伦理和艺术的问题。除了天使和海豚得到拯救的情况之外，我们无法摆脱交往目的的束缚。这没有什么值得惋惜之处：这是智慧的开端。己之所欲，请施于人——就是说，你的表现，不是让自我原原本本地再现，而是让他人受到关爱。这样一种人与人的联系，胜过了天使能够提供的东西。快乐的地方，不在于超越彼此的接触，而是在于接触的圆满。
我们要承认，临床医学家和技术专家有一定的道理。和别人打交道时，错误自然会有。有的人可以变得更加温文尔雅、善于应对、敏于体察。然而，如果自负地认为，技巧可以矫正彼此不同的痛苦和欢乐，那就不仅是受了误导；而且，这个误解的基础实在不多见：符号的晦涩会有致命后果。大多数时候，我们彼此能够很好地理解；我们只不过是有分歧而已。希腊神话中雅典国王忒修斯（Theseus）黑色船帆的故事，给我们充分的教益。他到克里特岛去杀死牛首人身的怪物米诺陶（Minottaur）之后，忽视了与父亲埃勾斯（Aeegus）约定的暗号：黑色的船帆表示他已死亡，白色的船帆表示他的凯旋。父亲看到远方黑色的船帆，以为他死了，于是就从悬崖上纵身跳入大海。从此，这个海就叫**琴海（the Aegean Sea）。这个神话故事的寓意是：在生死攸关的信息中，需要输入一些冗余的信息。有的时候，交流乔装为解决人类疾苦的救世良方，但是人类关系中大多数困难的根源，并不是符号和意义不吻合。大多数情况下，除了在最低限度接触的情况下，语境和句法使语词的意义清清楚楚。人不在场的情况比如书信、电话和电子邮件，如卡夫卡所知，成为产生幽灵的温床。但是，在朋友、同事和心上人的情况下，所谓交流的失败，常常是由于参与度不同或缺乏耐心。让我们重申，基本上可以说，与其说交流是语意问题和心理问题，不如说它是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和马克思、杜威和米德、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思想家都认为，恰当的交流是健全社会的一个标志。我们首先担忧的，不应该是符号的不同意义，而是关爱邻居和异类时遇到的障碍。
触觉与时间的不可压缩性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人与人之间“无限遥远的距离”（爱默生语）
。但是，心灵不接触并不等于说，同样的宣判会落到不同的身子上。如果没有人的接触，真正的社会不能够存在。在所有的感官之中，触觉的抗拒力最强，它不会被转换成记录或传输的工具。它顽强地和近距离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味觉是惟一没有远距离感知能力的感官（除非爱欲被看成这样的感官）
。触觉是不能记录下来的；在这一点上，它的抗拒力超过视觉和听觉，甚至是超过味觉或嗅觉（烹饪和香水是记录味觉和嗅觉的媒介）
。虽然招魂术的灵媒，电话的推广商和广播剧演员，都尝试过搬运触觉，这些人克隆触觉的努力都莫名其妙地失败了。在后结构主义的主张中，我们看到了对触觉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姿态。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文本。虽然这个洞见卓有成效，可是它冒的风险是忽略身体文本的皮肤、毛发、毛孔、血液、牙齿、眼睛、耳朵和骨架；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身体的寿命很短。在《奥德赛》第23卷中，欧里克雷亚（Eurycleia）对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Penelope）的驳斥，对于那些把他者的在场当做墙壁或多余的人，也是适用的。欧里克雷亚说：
你说得真奇怪！
他人在这里，活生生的人，就在他的火炉旁，
可你却否认，他总要回来！
（据费茨杰拉德译文）
奥德修斯最终向妻子珀涅罗珀证明自己回来了。他让她看自己臀部的伤疤，说出他亲手做的卧榻的情况。作为遥远的信息，又来自远方，他在证明自己的身份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的证明依靠的是最不容易捏造的事实：身体情况，如伤疤、个人经历、不为外人所知的身体的私密。这些细节的独一无二性质，证明了他真实的身份。他送给妻子的，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实在的战利品。
认为交流是真实思想的结合，那是低估了身体的神圣。是否在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个时代可以充分地模拟人体。触觉是人类最古老的感官，也许是最难得伪造的感官。这就是说，在同等情况下，互相关心的人会尽量到场见面。到场的追求未必使你进入对方的心灵本身，然而它的确可以使你接触对方的身体。朋友和亲人的身体至关重要。面孔、嗓音和肌肤具有接触的感染力。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触觉那样给人以电刺激，那样的难以驾驭：我们用眼睛对视而感到非常高兴。这样的姿态是柔情还是骚扰，那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就像其他的表意行为一样。触觉并不是解决交流困难的救世良方：它是更悠久的感官，但一样地难以对付。德里达向“身子在场的形而上学”宣战。他反对这样一个哲学原理：每一个词语的背后有一个声音，每一个声音的背后有一个有意为之的灵魂，每一个词语的背后是赋予它意义的灵魂。德里达是对的。然而，认为渴望他人身子在场，是形而上的错误，那又是疯狂了。
触摸和时间，这两个我们可以共享但不能够再生的东西，是我们真诚的惟一保证。如果呼应默顿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惟一抗衡交流作假的庇护所是作假的宣传。没有任何爱情的宣示能够像终身不虞那样具有说服力。尽管记录和发送的媒介使我们得到延伸，然而交流的尺度和形态还是有边界限定的。我们的交流能力有局限，这是一个社会学真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悲剧。真正的爱——至少在凡人之间的爱——从交流上来讲，都打上了琐细和偏向的烙印：它不会招摇过市，也不会荒废在阿多尼斯花园里。亲密信息的标记是爱的接受对象的排他性。（否则有人泄露秘密时，我们怎么会觉得受到侵犯呢？）
世界上不存在对一切人同等亲密的事情。大赦国际给它的每个分部分配了一个任务：为一个囚徒申请宽恕。由此可见，泛泛地说博爱恐怕是虚假的。给孩子打广告恐怕是这个时代疯狂的一种礼赞，它说明我们对个人的爱是多么疯狂。克尔恺郭尔说，在爱这个问题上，具体是高于一般的。爱的悖论就是，一位邻居要求你的帮助，要超过全世界所有的孤儿。（在斯大林无情的眼中，“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字”。）
另一个人的面孔是强大的力量。一位赴会已经迟到的人，虽然他那个会是拯救孤儿的会，但是他不应该看下水道口有人流血而置之不理。最深刻的伦理教诲要求人们没有差等地爱一切人，然而时间只允许每个人真正地关爱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居民。毕其一生，每个人只不过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凡人所能做到的，恐怕只能够是爱比较亲近的人；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具体的局限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度过共同的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因此，亲临现场恐怕是最接近跨越人与人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有限的生命既神圣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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