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格物”，金圣叹所强调的时间长度，说明了艺术家在体认客观事物时所应达到的深度。不少艺术家之所以在这方面犯浅尝辄止的错误，往往是由于过于草率地寻找与主观意图的遇合，让主观意图扭曲或割裂了客观事物的实在性。在这个关节点上，应提防艺术家的天真转化为急躁，而这种转化却是经常发生的。且慢！紧紧地收敛住自己，控制住自己的主观意愿，甚至不惜把自己降低几度，让自己后退几步，那才有希望最终迎来真正深刻的遇合。启蒙主义作家伏尔泰写过不少抨击天主教会的作品，但他对天主教会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竟远远地超出了教士。有一次，他偶然驻足一个修道院，修士们在被他对教义教派的娴熟程度大为惊倒之余，竟恳请他担任神父的圣职！无独有偶，最明显地呈示自己反教会观念的现代戏剧家布莱希特在写《伽利略传》中有关教廷的内容时，自己都觉得几乎成了现代唯一为教会辩护的人。可见，他们没有因为自己的厌恶而轻视了对教会本身的实在性的完整把握。那么，他们有没有因为这种把握而影响了自身意图的传达呢？谁都知道：没有。相反，传达得更浓烈、更明确。
就象对表象史料片断的收罗不能代替对历史客观实在性的把握一样，对现实题材的作品，也不能以细节真实来代替生活的整体实在性。真实的细节，只有在画龙点睛地传达这种整体实在性的时候才是出色的。许多堆垒、联缀着大量细节的作品并不能获得真实性的评价，它们常常使人联想到那种用真实的丝料、真实的刺绣、真实的钮扣、真实的折皱包裹着的木雕人形。“格物”的功夫不在资料性的收罗，而在全身心的体察。后者比之前者，不啻艰难万倍。
例如，主观随意地对一个少数民族作出粗疏的概念性评价是容易的，说它勇敢蛮强、能歌善舞、突飞猛进都未尝不可，结构一个轻巧的伦理恋情故事更是唾手可得；深入到他们的村寨之中，听民歌、看服饰、察谈吐、询习俗，要艰难一些，以查访所得敷之艺术作品，也显得丰润光采一些，但至此毕竟还只是对它的浅层把握。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入地竣通它的历史河道，清晰地了解它的祖祖辈辈所曾经历的豪壮和悲凉，并摸清这部历史在今天的积淀和选择的成果；踏遍它聚散生息的高山巨川，品味自然环境和它的民族性格的微妙关联；目睹并参与它的全部风俗活动，追溯它的原始形象和宗教观念；探察它的血缘系列和两性观念，领会它的人格意识和艺术喜好……，最后，终于对它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所憬悟。要写出深刻地表现这个民族的艺术作品，只能跃升到这个层次之上。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对客观实在性的把握，对深刻意义上的真实的把握。“十年格物”，始信非谬。在没有把握住这一切的时候，你对这个民族的种种主观评价和歌颂，又有什么意义呢？无疑，当客观性消遁的时候，主观性也就失去了意义。
对眼前发生的事件，立即作出描述和评价，也可能出现好作品，但那是由于这个事件成了艺术家长期感应的触发剂。离开了长期感应的背景，这种急就章很难达到很高的美学水平。这个事件，为什么不早不晚、不左不右，只能在此时此地产生？它的“来龙”如何，“去脉”怎样？它的出现，使社会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哪些是偶发速逝的，哪些又有着长久的历史意义？它对于它所存身的总体历史潮流，是一种推进还是一种阻遏？这些问题未曾感悟，也就没有把握住这个事件。因此，艺术家往往对一些火烫的事件稍稍保持一些时间和观察方位上的距离，力求让它的必然性和客观实在性展现得更充分一点。高尔基说，就象火烫的锻件，只有当它在冷水中浸得嗤嗤作响之后方能成型。急急地用手去捏，必然会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当然，生活中有的事件，并不是突发的，而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延续，对它们进行艺术把握的过程会相应缩短一些。
以上所述可使我们明了：刘勰所说的“随物宛转”，歌德所说的做自然的奴隶，确非轻言。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委实是艺术创造过程中需要停驻良久的重要站驿。
接着，我们再谈一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偏侧方面：“与心徘徊”，做自然的主人。
艺术家在把握客观世界实在性的时候，虽然不必匆忙呈示自己的主观心意，但不可避免地也发现了自己的内心与这种客观实在性的关系。没有这种发现，他对客观事物的关心和注意便无法持续，尤其无法持续在一个较深的层面上。
不妨说，艺术家越来越逼近客观世界的过程，也正是他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诚诚恳恳地做着自然的奴隶，悉心揣摩着主人的习性和行止，时间一长，他掌握了主人的一切，开始在无形之中控制以至调度主人。这就面临着一个转化：奴隶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艺术家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消融客观对象、促成这种转化的时机。在收敛许久之后，他需要把自己头脑中积贮的能量释放出来，反射到对象之中。这个时机，不管出现得早还是晚，不管出现得隐还是显，总要让它出现，并加以充分利用。我们不少艺术家，常常不重视、或抓不住这个时机，至为可惜。
苏联艺术家也曾有过同样的弊病。他们把关心社会生活看成是艺术创造的全部要谛，而不重视内心情感的开掘，结果，艺术创造的力量常常分散在客观事物的表面。伟大的罗曼·罗兰发现了这种弊端，一九三五年，他诚恳地对苏联艺术家提出忠告：
苏联的同事们！你们关心社会生活的良好习惯，不应该妨碍你们每个人倾注于内心的生活。在连绵不断的行动和感情的激流里，你们应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离开人群，单独幽居，以便认清自己的力量和弱点，集中思想，深入思考，然后象安泰那样，重新接触大地，振奋精神，以崭新的面貌去迎接未来的战斗。就我所知的关于你们苏联文学的情况表明（如果不算某些例外情况的话），你们的力量现在还是更经常地分散在表面，而不是集中在情欲激发和紧张思索的伟大时刻或瞬间。为深藏的生活激流打开出路吧！象在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的伟大作品中那样，让它喷发出来吧！
《论作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罗曼·罗兰的告诫，切中要害。我们在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艺术家“应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
”的精妙比喻，这确实是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这不是就物质意义而是就心理意义来说的。艺术家在客观生活中接触了大量的现象，甚至获得了许多感受，产生了一些想法，往往就以为可以跨进艺术创造的门坎了。其实，无数事实证明，必须先在这间“幽居的单房”里休整一些时日。
在“单间”里，艺术家要对把握到的客观世界的实在性作个性化的熔炼。艺术劳动在本性上永远是一种个体劳动。这并不是无可奈何的消极现象，而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积极方式。任何个体都具有深刻的完整性，既然艺术要从一个独特的方位来完整地把握和表现客观现实，那就只能依凭着个体劳动。多人平列合作，看似聚力，实则以多个完整体的冲撞损害了个体完整，与艺术的本性相背。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来说，艺术家的个体当然穷尽不了，但任何艺术都不企求个人在广泛意义上包罗完整的世界，它只要求这种各踞一侧、各自面向世界底蕴的个体完整。
个体完整的追求，能促使艺术家调动自己的全部才情来统摄客观素材。既然艺术家的个体本身已经或要求熔铸着时代、民族、社会、历史的魂魄，那么，这种调动在实质上包含着超越个体的深广意义。就艺术家本人来说，对自身人格的广泛熔铸应是长年累月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一旦到了“单间”中，则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体优势，努力释放自己的个体能量，力求使客观素材的灵魂与自己的灵魂相印相通，使它达到个性化。
于是，徐敬亚唱道：
让我再一次渡过所有的眼睛
这一次
对岸，就是我自己
个性化的艺术能不能通达表现生活的客观实在性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既然表现生活的客观实在性并不是堆积庞大的客观素材而是探掘生活的底蕴，那么，只有个性化的艺术才会挖出一条又深又长的单向通道。未经个人体察的艺术是一种不诚恳的艺术，而不诚恳的艺术是不具备掘进力的。当然，个性化的艺术向生活深层的掘进，也就是向客观世界的普遍性意蕴掘进，因此，这个掘进过程也便是艺术家让自己的个性越来越贴近社会和时代的共性的过程。只要是深刻的艺术创造，对艺术家本人也是一种提高，对艺术家的人格也是一种趋向新的深度和广度的熔铸。正因为这个原因，罗曼·罗兰才说，当艺术家离开“单间”的时候，将出现“崭新的面貌”、“重新接触大地”。一切积极进取的艺术家都不会把“单间”看成是艺术创造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但他们又绝不忽视“单间”的重要意义。
李白、杜甫是好朋友，面对着同一个时代和社会，艺术上互相敬慕，但显而易见，他们在创作途程中曾居守过完全不同的“单间”。高尔基、契诃夫也是朋友，都是既写小说又写戏的艺术巨匠，但他们的艺术“单间”也判然有别。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如果不是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这些作家从不同的“单间”分头掘进，哪会被艺术表现得那么深刻和全面？人们很难设想，要是这些中外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未曾经历过个性化的熔炼，艺术天地将会出现何等令人沮丧的局面。
艺术创作的个性化，既体现了艺术家应该享受的自由，又标志着艺术家应该遵循的制约。我们不少艺术家常常未能深入地体会这种自由和制约。个性化所给予的自由是极其充分的，各种素材，可按照你的理解和把握，用你的感受和方式去处置。你可以用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节奏来探察宏大的客观世界，而不受其他艺术家的左右。即使是冷铁一般的历史，也可以因你的染指而闪耀出你的人格色彩。你创造了一个处处跳动着你的脉搏的艺术天地来奉献给世界，而世界也就因此而以超越生理人体的隆重规模接纳了你。你因你的个性而为祖国和世界的精神领域增添了新的色彩，因此，你的个性有可能使你走向永恒的激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是以制约为条件的。你就是你，有着显而易见的局限。你可以与读者紧紧相连，但你毕竟不是读者整体。你的能力远非无限，你的心灵远不能洞悉和体察万事万物。因此，当那些你所磨研不了、消化不了的生活素材出现在你眼前时，你必须作出适合自己个性的选择。当那些你所不擅长、甚至不可能擅长的艺术风格出现在你身旁的时候，你不能贪婪地企图一概囊括于自身。当那些你曾感到真实的感受渐渐变得与人民生活的整体激流不相容的时候，你更应省察自己不可能没有的局限性。当你的艺术创造受到普遍赞誉的时候，你又不能以一己的规范要求别人、蔑视别人，更不能希冀以这种规范来剥夺艺术世界的无限多样性。或许，真有这样一些艺术家，在自己应该享受的自由前止步不前，而在自己应该遵循的制约前，却强行奔突。艺术创造的个性与这样的艺术家是疏远的。
就这样，艺术家在物、心之间走着从一个偏重到另一个偏重的曲径。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孰先孰后，或快或慢，可因人、因作品而异，难于一概论定，但不管按哪种次序和速律，结果总让艺术家发现：这两方面已经交融得十分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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