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光芒，而不是戏剧美的光芒。因此，对于优的这类活动，不宜过分地与戏剧拉线搭桥。优能歌善舞，说他们是歌舞演员则可，说他们是最早的戏剧演员则不妥。他们在宫殿上的这些聪慧言词，只表示歌舞演员对于政治事务的干预，而不是歌舞演员对于戏剧艺术的进入。他们远引曲譬，欲抑先扬，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表明他们政治地位的低下，而不表明他们已开始在“演戏”。
只有优孟扮演孙叔敖的一则，具备了戏剧美的色素。楚相孙叔敖死后家穷，优孟得知，“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象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优孟把一个已死的孙叔敖扮得维妙维肖，去见楚庄王，楚庄王大惊，以为复生，欲以为相，优孟说要回家与妇商计，三日后假冒妇言对楚王说，楚相不足为，如孙叔敖为楚相，尽忠廉治，使楚大振，“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楚庄王听懂了他的话，也窥破了他的装扮，立即对孙叔敖之子封赠“寝丘四百户”，并感谢了优孟。
这件事的归宿，仍是政治的、伦理的，但达到这一归宿的途径，却不是逻辑的；而是带有戏剧扮演的性质。优孟的这场扮演，用力不少，规模也不小，不仅练习了一年多，而且在进入现场表演后也延续了好几天的时间。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呢？恐怕他是权衡过这次讽谏的力度的。如果仅仅就孙叔敖之子的生活待遇问题直谏楚庄王，旧部遗眷，客走茶凉，很不容易说动楚庄王，说动了也只能略洒几滴余沥，于事无补。因此他要让楚庄王再见一见“孙叔敖”，在四目相对之中重新体验一下这位“中兴大臣”的赫赫大功，在活生生的形象前重新激起思念的焦渴。这就不能不求助于戏剧性的扮演了。
扮演，是优孟逻辑辩难的补充和升格。他在怀疑自己的逻辑力量是否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便以扮演来触发楚庄王的感性感受
，让楚庄王进入一种“恍见故人”的幻觉之中。这样，他就在逻辑力量之外，向审美力量求援了，向戏剧美求援了。
但是，总的说来，戏剧美在这件事上只是援助
了逻辑性讽谏，自己并没有充分实现，充分实现的只是逻辑性讽谏，只是政治和伦理的成果。
为了达到审美的成果，可以动用逻辑的因素作为手段；为达到了逻辑的成果，也可以动用审美的因素作为手段。优孟装扮孙叔敖一事，属于后者。因此，即使这件事，我们也只能说优孟是以演戏的方式在从政
，而不能说他是借用政治舞台在演戏
。
从这件事，可以进一步看清戏剧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散落的情况。不妨作这样一个设想：优孟若借孙叔敖身前身后荣枯之事搬演成一出短剧，哪怕是再简陋的搬演，也是以戏为归向的，那正是戏剧美凝聚之途，正是戏剧行将堂而皇之问世的朕兆；而现在，优盂所要成全的，不是戏，而是孙叔敖儿子的生活，因而哪怕是再精妙的扮演，也是以政治秩序为归向的，戏剧美不仅凝聚不起来，反而被现实的功利需要耗损了。
戏剧美不仅因形式上的被借用而耗损，还因内容上的满足而消弭。优孟的扮演，不仅归向于政治性的实利，而且归向于一种完满化的实利，因而其扮演活动的思想主旨是与戏剧性相违逆的。孙叔敖身前功高、身后凄凉，构成强烈对比，倘若优孟扮演孙叔敖“复活”是来强化这种对比的，本可成为戏剧的题材，产生戏剧的效果。但现在孙叔敖的“复活”，完全是用来缓解和调和这种对比的，是用来钝化和软化这种冲突的，于是，戏剧化的手法所达到的，是非戏剧的效果。优孟也好，其他优人也好，讽谏中尽管也会包藏着刺耳之语，而总的说来都以“温柔敦厚”为主调，以在更大的见识范畴内成全统治者为目的的，因此他们总能见容于较有目光的统治者。
我们固然应该承认“衣冠优孟”所包含的戏剧性因素，但也应正视，“衣冠优孟”的故事并不意味着戏剧艺术的逼近，而只能预示着戏剧的成熟还相隔遥遥。把优的活动看得与戏剧十分接近，理由是不够充分的。司马迁在讲了几则优的故事后评论道：“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意思是说，优人们以其低下的地位，扮唱呼吁一番，便立即产生了切实的政治效果，这不也挺伟大的吗？是的，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性、伦理性的实利笼罩着一切，缓解、调和的格调主宰着社会，一时还缺少戏剧之花竞相怒放的气候和土壤。
喜欢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请大家收藏：(www.zeyuxuan.cc)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泽雨轩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