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文明
不久前，记者访问了一直关注着上海文明走向的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我们的谈话从他六年前发表的那篇长文《上海人》开始。
转型期的新课题
“确实，六年前我很想替上海人说话，我觉得中华民族在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上海的历史地位至关重要，上海的文明形态值得重视；因此，当代上海人也应该摆脱不良的生态和心态，巍然自立于世。没想到匆匆六年，上海的变化举世注目，上海人承受了一次以前无法想象的社会大转型，上海文明的走向遇到了一系列更加迫切的大课题。六年前的向往加倍地实现了，六年前的谈论也就显得落后了。”
余教授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有一些想法需要与更多的市民沟通——
一、经济建设是一座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推动力，现代化需要尽快地创造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现代化，更不是健全的文明境界，其间的关键差别在于是否有深厚的文化构建。
二、每座城市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改善物质生活方面往往有不少共通的程序和结果，使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区别开的最终界线是它的文化生态方式；
三、经济有可能爆发，文化不可能暴发。等到经济发达后文化自然会上去的想法必然会造成恶果；
四、文化不能满足于装饰性的表层热闹，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文化体现为一种群体人格。因此，建设上海新文化，说到底是重塑上海人，提高上海人的整体精神素质；
五、为了重塑上海人，浮泛地称赞或贬斥上海人已远远不够，应该确立一种价值标准来衡量，这种价值标准来自曾经荣耀的历史，更来自当代国际视野，来自下世纪的无声指令；
六、越是社会大转型时期，越有可能出现精神素质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地，越容易被邪恶和无聊所侵扰，因此也就越应该呼唤和培植一批高尚而坚毅的精神文化的建设者、引渡者和保护人。要不然，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容易在车水马龙间失落一种强大的精神品性。
世界为上海留出了地位
记者从余教授的谈话中感觉到，他对上海文化前景的设想，更着眼于当代和未来的世界，而不大于“重振三十年代上海雄风”这样一种说法。
“在上海还显得比较窝囊的时候，让大家回忆一下三十年代它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现在上海已经起来，老是这样回忆就很不够了，因为实际上已不可能恢复那时的上海。我希望以更大的气魄来考虑上海文化的前途。前些日子读到张汝伦先生的一篇文章，颇有同感。今天，亚洲已经有了东京、**、新加坡这样名副其实的国际经贸金融中心，却还没有像巴黎、纽约、法兰克福这样的国际文化中心。这个位置，似乎专门给上海留着，就看上海争气不争气了。”
对于成天沉浸在商业运作中的人们来说，上海能不能成为国际文化中心似乎意义不大。但余教授说：“国际文化中心，这是全人类公认和趋附的文明等级，不可等闲视之。我这些年转悠各地，看到广受赞誉的新加坡领导人因发现市民家里很少有书架而深深痛心，看到台湾各界为‘高消费、低素质’的普遍现象而忧虑重重，看到**文化人为**是否已经脱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而激烈争议，深感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真正要让自己和别人满意，真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亚洲长久地留下了一个重大空缺，直到今天，上海还没有失去填补这个空缺的资格。然而稍有懈怠，更大的可能是失去这个资格，引起多少年后的后悔，多少代后的责怪。因此，我们需要静下心来作一点谋划。”
正视上海人的人格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