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一九二〇年访问中国后，叹了一口气说：“在我们去打扰他们之前，人家一直过着安静的日子。”
他所说的“打扰”，是指他说话前八十年的鸦片战争。
战争的起点在广州。主张抵抗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后，战争并没有停止。一八四一年夏天，打到了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浙江东北部的农村。第二年，清**试图在这里反攻，又一败涂地。上海、宁波等口岸城市，在枪炮下向西方开放。
罗素所说的“安静”，没有了。
“口岸开放”后，西方商品倾销，工厂商店涌集，原来的自然经济快速凋敝，大批青年农民不得不到上海谋生。据统计，那时上海人口的增长，是全世界各大城市人口增长平均数的整整十倍。
上海大了，农村空了。但是，农村又不是全空。那些青年农民到上海打工，大多极端劳苦又极端贫困，几乎没有可能把妻子一起带走。即使几年后积了一些钱，可以带走了，家里的老人由谁伺候？因此妻子还只能留在乡下。农村，成了妻子们的农村。
说起来，上海并不太远。但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却像是隔了千山万水。一对对年轻夫妻，都只能“天各一方”了。丈夫能不能每年回家几天？也不肯定。
很多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上海这座世界级大城市形成的原因。不知他们是否明白，这城市，是被无数单身丈夫的泥脚踏出来的，是被无数单身妻子的眼泪浸泡大的。
无论如何，两边的“单身”总需要牵线。中国人的立身之本，是亲情伦理。如果家里的长辈遭遇了病灾，对于外出的男子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怎么才能知道？怎么才能疗救？妻子在家要应付远近族亲间的各种义务，那又怎么才能让丈夫把劳苦钱捎回？如果夫妻间已经有了孩子，当然由妻子带在乡下，那又如何接济？
当代年轻人会天真地发问：“为什么不请邮局帮助？”麻烦的是，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邮局是什么东西，又在哪里。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自给自足”，村里一个老大爷要拿一篮鸡蛋到两里外的小镇换一升盐，那已经是一件不小的事情。老大爷挎着篮子经过家家户户的门口，那模样，就像今天远洋轮的船长起锚出海。老大爷的儿子，也去了上海。有人问他，上海在哪里，他便茫然一笑，抬头看天。
总之，农村和上海，需要有人牵线。
如果没有牵线，农村就支撑不下去，上海也支撑不下去，两种文明都会崩塌。
因此，这些牵线人的艰难步履非常重要。其意义，不下于政治家的奔走，大将军的马蹄。
这种牵线人，就是我们的主角“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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