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
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却被那么多中国人年年祭祀，这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
第二，这个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将军，也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诗人；
第三，对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些文庙里，而对屈原的祭祀却遍布全国任何角落，只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到处都在祭祀；
第四，虽然有那么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却少而又少，大家其实是在祭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
这四个奇迹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一种非理性的惊人动员力。这种情景已经远远大于祭祀对象本人，而是反映了一种大众的精神需求。我们平常研究中国文化，大多只是针对一个个作者和一部部作品，忘却了数千年来一个庞大人群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我觉得在文化上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宏大的了，直到今天我们只能惊叹，不能读解。
正因为不能读解大众，我们只能回到屈原。但一说到屈原，我们又有可能一下子陷入咬文嚼字的泥坑。首先应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轻时划龙舟的姿态，祖母、曾祖母年年包粽子的辛劳，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国大地，甚至世界很多华人社区的划船声、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岁，这个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划分。
第一阶段：年少得志，二十二岁就做到了楚国的高官；
第二阶段：受到小人的挑拨，失去君主的信任，离开统治核心，郁郁寡欢；
第三阶段：楚国遇到外交灾难，由于耿直的谏言，第一次被流放；
第四阶段：第二次被流放，长达二十年，直到自沉汨罗江。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我想听听诸位对他人生起点的看法。
王牧笛：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庚寅日。据说庚寅日出生的男人很特殊，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巫神。传说，屈原出生当天他家屋顶上有道彩虹贯顶，这成了屈原此后追溯自己生平时引以为荣的资历——《离骚》开篇就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多次提到自己这一脉与黄帝的渊源，从小就树立了一种“家族荣誉观”；他接受的教育不光是楚国当地的，还包括中原的诗书、礼仪、经书的浸淫。屈原在楚国当外交官的时候，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跟学者名流们泡在一起，充分浸染了那里的学风。
王安安：
屈原年少得志的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一八年——这一年的春天，屈原出使齐国订下“齐楚之盟”，受到齐宣王的赏识，在政坛崭露头角。屈原逐渐被楚怀王委以重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是帮助楚怀王制定内政外交的重大政策方针。
余秋雨：
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经有点败落，所以贵族的“贵”，是贵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马迁说他“博闻强识”，说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计他的形象不错，否则《离骚》里不会有那么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欢在服装上下工夫。
根据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时间，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某种“天命”。《离骚》也就由此开篇。血统的高贵、地位的高贵、知识的高贵、形体的高贵、姿态的高贵，成了他文学陈述的进入方式。其实，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进入方式。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麻烦：他们很容易进入政坛，却不懂得政治生态。其中最优秀的人物更会因坚持理想而不愿趋炎附势。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人。理想化的洁癖使他在心态上缺少弹性。因此，当我们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断强调自己的高贵、洁净时，我们就知道，等待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剧。
何琳：
他那些理想高远的话，包括那种自豪感，可能别人不好理解，如果不能沉浸到那个世界中去，就会认为他是自大。其实那不完全是自大，而是一种理想，把自己跟天命放在一起的理想。因此，他的悲剧不是自大者的悲剧，而是理想者的悲剧。
余秋雨：
说得很对，但请注意，“理想”和“自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内心必然会有自大的成分，“不自大”的理想者，只是把“不自大”当做一个实现理想的亲民策略罢了。但是，屈原没有这种策略。
没有策略而跻身政治，就会遇到一个天然的困境：即使是潜在的盟友，也都没有那么高贵和纯净。当你没有争取盟友的能力，只是企盼着人们的理解，那么这种企盼一定落空。一切潜在的盟友都会因你的骄傲而产生心理隔膜，自然地投向一些笑脸，而那些笑脸很可能出自小人。请注意，不是投向有强权的坏人，而是投向小人，因为小人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让一切投向他们的人感到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安全。于是，小人的队伍大大扩充，而原先潜在的盟友，也必然在小人的王国里激发出更多的小人心理，形成一种辽阔的政治气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屈原很快就置身于觊觎、嫉妒、冷眼、误会的包围中。
好，那就让我们说说这方面的事情吧。哪一位来说？
丛治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