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上次说到的几段故事，体现了司马迁的叙事功力。但在整体上，《史记》是一种以第三人称“夹叙夹议”的散文。
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它有情节但不完整，有诗意但不押韵，有感叹但无结论——这还不是散文吗？
而且，最好的散文总是朴素的，他的文笔，像历史本身一样朴素。
当时司马迁身边充斥的是辞赋之风。辞赋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总的说来有铺张、浮华之弊。空洞的词章如河水泛滥，又在音节、对偶、排比上严重雷同。正是针对这种文字气氛，司马迁用朴素无华、灵活自如、摇曳生姿的正常语言写作，像一场浩荡的清风席卷文坛。
但是，铺张、浮华的文风有一种代代再生的能力。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重新呼唤朴素文风，才成气候。在他们之后，这种呼唤还不得不一再响起，因为那个**病像一种间歇症一样一次次复辟。
直到今天，请听听上下左右那么多发言、报告、陈述，其中拥挤着多少套话、空话、大话，而且都那么朗朗上口、抑扬顿挫。更麻烦的是，由于传染和诱导，越来越多的人觉得那才美，那才叫文学性。
这可能与我们接受的语文教育有关。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因为这种说法与我们老师的说法截然相反。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两个“老”字间挣扎：听“老师”的，还是听“老舍”的？最后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听老舍的。
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老舍主张“尽量不用成语”呢？后来看书多了渐渐明白，成语是人们做一般表述时的通用拐杖，对高水准的文学表述者来说，它很可能变成“类型化”障碍。例如，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描写时间过程时几乎不会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之类的成语，因为那太偷懒了，除非是黑色幽默。无论是成语还是定型的形容词，都是经过太多人手的“语言硬块”，如果作家们不想放弃由自己直接来描写对象的权利和责任，就一定躲避。
同样的道理，现代生活中那些互相模仿的四字句现代骈体，听起来整齐而顺口，实际上却造成了接受上的惰性疲倦，又败坏了中国语文的生动风姿。
对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感觉？
王牧笛：
我对写作腔或者演讲腔也有一种强烈的负面感受。比如那一届届的大学生辩论赛，双方辩手们说的话，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对一个具体问题的认真思考。基本上现在每场辩论赛最后那位辩手总结的时候都会说：“谢谢主席、对方辩友，大家好！对方辩友，我不得不指出你们的几个问题，第一，扬汤止沸；第二，指桑骂槐；第三，暗度陈仓；第四，逻辑混乱；第五，概念不清……”基本成了套路。
余秋雨：
是啊，现在到处都是越来越空洞的排比套路，几乎创造了历史之最。
为此，我们不得不向汉代的司马迁求援。让他告诉大家，自古以来的好文章，都不喜欢那种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史记》里也不是没有骈句，但都获得了严格的控制。因此我要向你们提出建议，在写作中如果不小心突然想出了几句对仗的句子，有两句就是两句，不要凑成四句，如果凑成了四句，那也千万不要让它们押韵。世间文字，过巧即伪。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段，四字句，全押韵，后来的学者就判断说，这是别人插进去的，因为大家知道司马迁不会傻到这种程度。
牧笛刚才说到的辩论或演讲上的僵硬套路，听上去让人讨厌，却是出于一种不自信。现在很多官员报告的套路，远比你所说的演讲比赛严重。全讲千篇一律的整齐排比，完全不是人类交流的正常语态。我们是一个不善于演讲的民族，再加上多少年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熏陶，一开口就轻松不了，也自我不了，不得不抓住那些亮闪闪的坚硬扶手，又为了壮胆而特别大声。这就形成了一个规律：演讲时的语言越整齐、越响亮，就越没有自信；反之，越朴素、越从容，就越有底气。
金子：
我记得在小学五、六年级稍微有一点语文基础以后，老师会让我们买很多的经典作文，背里面的形容词、成语，然后用它们造排比句、对偶句，要押韵。这种大环境下的文化教育，对造成当今的这种状况有影响吗？
余秋雨：
有，正是这样教育的结果。再加上一种上下沿袭的官场生态，更使这种文风变得合法，广为传播，得不到任何控制。所以我想，你们年纪还轻，是不是一起来帮帮中华文化，做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胡适、鲁迅他们做过的事情，让大家在正式场合重新学讲人话，“文起八代之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