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名气很大的蔡文姬，她一辈子嫁了三次，经历非常坎坷，在文学和音乐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她嫁到匈奴，被曹操接回来以后，曹操跟她聊天的时候说，非常羡慕过去她家里那么多藏书。蔡文姬说：“我家原来有藏书四千卷，但是因为战乱都遗失了。”曹操听了非常遗憾。但是蔡文姬说，“不过兴许我还能背一些出来”，就背出了四百卷，把曹操高兴坏了。这种博闻强识，令人震撼。
刘璇：
南渡之后的东晋有几个大家族很厉害，其中“王谢堂前燕”里那个谢家就非常有名。谢家有一个子弟叫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可惜出生的时候世家已经衰落了。他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山水之间，在他故乡周围的永嘉、会稽这些地方到处玩，开创了山水诗派——不写人物只写山水，但是感情已经融入到山水里面了。他有很多自然清新的佳句，像“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从不同角度去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一种清丽唯美的享受，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很高地位的。
余秋雨：
我的一个忘年交，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就是这个谢家的后裔。他老家还在绍兴上虞东山那个地方，经常回去。几年前，谢晋叫我为他的老宅写四个字“东山谢宅”挂在那里。谢家的文化之脉，居然延续到谢晋。
王湘宁：
刚才刘璇说的那些大家族里还有一个王家，王家出了个大书法家王羲之。我在新加坡也是像大陆很多同学一样，从小就练书法，那个时候就觉得王羲之的字真好，可是老师不让学他，只让学唐代的三位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的字。因为王羲之的字好是好，却很难模仿。在那个乱世里，书法家有宗师，但没有门户，他是集大成的人物。
费晟：
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非常喜欢这个时代的才子，但是我更钦佩这个时代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实干家——郦道元。他一开始也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当过地方官，执法非常严明，所以，虽然给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却遭到豪强的忌恨。在中央做官的时候，更是引起权贵的不满，被人用借刀杀人的手段除掉了——当时陕西的萧宝夤要造反，对朝廷很顾忌，这个大家都知道。侍中、城阳王徽就特意建议任命郦道元当关右大使，萧宝夤果然以为他要对自己不利，就在半道上把郦道元给杀了。
郦道元从小就喜欢地理考察，在旅游途中对河道尤其关注，特别是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要的河流、水汛特别留意。他看了古代的很多地理著作，最后选定前朝的《水经》做了很详细的注解。以前的《水经》只记载了一百余条河流，他把这个数目扩充到一千二百余条，然后详细地记述了这些河道的情况，丰富了古代的地理学研究。
余秋雨：
郦道元，现在我们讲他的时候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在我们终于开始注意环保的时候，发现那么遥远的古代有一个人，把自己的文化生命和自然环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是一个既非常古代，又非常现代的人。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文人，过多地关注文本文化，即使声言“归隐林泉”，也没有考察自然的志向，并不与自然产生整体交往。
他的文笔也很好，凝练而又有诗意，很难想象一个古代的地理学家有那么好的文采。我写过一篇散文《三峡》，在概括三峡两岸险峻的山壁时，不得不引用他的语句。他又一次证明，文采未必专属作家，也完全可以属于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或其他什么专家。
丛治辰：
我还想起一个人，就是刘义庆，这个名字乍一听大家没印象，但他留下一本书，大家都知道，就是《世说新语》。我们现在知道那么多魏晋名士的“八卦”，都是这本书记下来的。他本人好像做过官，但政治上也没什么成就，我们对他的个人情况基本没什么了解，但他记别人的“八卦”的书倒是流传后世了。
余秋雨：
很高兴你提到他。如果没有他的这本书，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时代的一大半。
《世说新语》，我们应该把它看成历史小记还是文学随笔？都可以。刘义庆自如地出入于文采和史实之间，而且用的是“碎步”。一段段短篇笔记，有时只有几句话，却让人玩味不尽。这种“碎步”，也让人感觉到乱世留给文化的只是零散空隙。不像《史记》，大汉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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