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文化思维上的根本性转型，是一件大事。接下来，我们才有理由来谈一谈元代的具体文化现象。首先我要问，在你们心目中，元代最主要的文化现象是什么？
王安安：
元杂剧。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重要剧种，有里程碑的作用。在元杂剧之前，中国戏剧还没有成熟。
余秋雨：
对，元杂剧。这是我的早期专业，我在二十几年前就出版过《中国戏剧史》，里面有很长篇幅论述元杂剧，我今天不能多讲了，因为一讲就有可能陷进去。但是考虑到中华文化的基元性组成，还需要从最粗浅的大轮廓上说几句。
中华文化在具体的艺术项目上，产生得都比较完备，奇怪的是独独戏剧晚熟。早在两千多年之前，与我们并驾齐驱的古印度和古希腊都有过了辉煌的戏剧呈现，而且都已一一衰亡，但可怜我们中国，屈原没有看过戏，陶渊明没有看过戏，连李白、杜甫也没有看过戏。中国的戏剧姗姗来迟，原因很复杂，我在《中国戏剧史》中专门作过详细分析。
到了元代，我们却终于拥有了它，而且拥有得非常富足。原因之一，是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多数还难于阅读汉文化的多种典籍，因此舞台演出大为兴盛；原因之二，儒家文化并不提倡戏剧扮演，而元代少数民族的统治冲破了这种规范；原因之三，元朝建立后曾一度废止科举制度，使一批文人不知何去何从，便进入民间娱乐场所从事创作，这使关汉卿、王实甫、纪君祥、马致远等优秀剧作家大批涌现。这一下，中国文化在戏剧上的一笔欠债，加倍地偿还了。
戏剧的事，我只能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还想问一句：除元杂剧之外，你们还知道元代的其他艺术创造吗？
王牧笛：
那幅有名的《富春山居图》，应该也是元代的吧？
余秋雨：
对，元代。但在讲这幅画之前，还应该介绍一下绘画史的背景。记得我们最早在谈顾恺之的时候曾经约略说过几句，中国绘画在唐宋时期发展鼎盛，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取得很高成就。但到元代，山水画出现了重大动向：由写实而偏向写意，由“无我”而偏向“有我”，成了文人意态的自由抒发。因此，这种山水画，也就成了更高层次的文人画而入主画坛。黄公望，就是这一趋向的中枢人物。他的代表作，正是你所说的《富春山居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浙江富春江一带的景色，为了感受画中意境，我曾经特地到那一带游历。前年一位台湾企业家还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名为“富春山居”的休闲度假村，整个意象便取自于那幅画。
说到《富春山居图》，我不能不提一下它在后世游荡的奇怪命运。这种奇怪，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传承的神秘性、偶然性和悲剧性。
在黄公望身后，这幅画先被画家沈周收藏，多少年后又落到了董其昌的手里。再经过多少年以后，又落到了江苏宜兴一个姓吴的人家。姓吴的收藏家太喜欢这幅画了，以至于他临死的时候要求用这幅画来殉葬，其实也就是在灵堂焚毁。正当家人把《富春山居图》投进火盆的时候，他的侄子来了，一把抢出了《富春山居图》。他觉得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什么也看不清了，那就换另外一卷画去殉葬吧。可惜抢出来的画卷，中间一条已经被烧，于是这卷画就一分为二变成了一长一短的两幅画。一百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图》，是长的那半幅，一看之下非常兴奋，题了两百多个字，说这幅画如何如何好。过不多久，乾隆又得到一幅几乎同样的画，其实这后到的一幅是真品，但是乾隆搞不清，于是那一真一赝两幅画就一起在宫里藏着了。短的那半幅也经历了复杂的流浪命运，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了上海的收藏家吴湖帆手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浙江博物馆收购。藏在清宫里的那半幅，在内战后期被运去台湾，现藏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你看，一幅被火烧过的《富春山居图》，一半在台湾，一半在浙江。这件事，至少说明了中国人在兵荒马乱中对文化的虔诚。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都在努力促成一件事，就是让这两幅画能够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展出。这件事很快就能做成。
诸位也许有点奇怪，我怎么会在一幅古画的收藏过程中花费那么多口舌。其实，我是看上了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我们现在自由享用着很多古代文化，并且还要传给后代，看来是正常和必然的事情，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一切文化要向后代传递，必然会遭遇一系列灾祸，例如焚毁、割裂、假冒、错判、误鉴等等。而且，越有价值的文化越会这样，价值和毁灭全在一线之间。因此，永远需要有一批人，成为文化的抢救者、寻访者、守护者，忠心耿耿，甚至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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