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鹂]《中州韵》，分类详。《正韵》也因他为草创，今不守正韵填词，又不遵中土宫商。制词不将《琵琶》仿，却驾言韵依东嘉样。这病膏肓！东嘉已误，安可袭为常！
[前腔]《北词谱》，精且详。恨杀南词偏费讲，今始信旧谱多讹，是鲰生稍为更张。改弦又非翻新样，按腔自然成绝唱。语非狂，从教顾曲，端不怕周郎。
[金衣公子]奈独力怎提防，讲得口唇干，空闹攘。当筵几曲添惆怅！怎得词人当行，歌客守腔，大家细把音律讲，自心伤，萧萧白发，谁与共雌黄？
[前腔]曾记少陵狂，道细论文晚节详。论词亦岂容疏放？纵使词出绣肠，歌称绕梁，倘不谐音律，也难褒奖。耳边厢，讹音俗调，羞问短和长。
[尾声]吾言料没知音赏，这流水高山逸响，直待后世钟期也不妨。
能够像捏泥团一样把自己的一整套观点化为词曲，沈璩真不失为一位娴于声韵的行家。除了音律运用规则的一系列具体规定外，他在这套南曲中包藏的观点主要是：
（一）传奇创作必须合律依腔，在撰写每一部新作时都不可走样。在整个戏剧活动中，无论是剧作者，是演员，都要仔细讲究音律；
（二）文辞再好，才情再高，不谐音律就不能首肯赞扬。真正有才情，就应该在音律的运用上特别斟量；
（三）“按腔自然成绝唱”，合乎音律是优秀作品的根本标志；
（四）宁肯让人们不欣赏本子，也不能让本子唱起来别扭、疙瘩。即使时人不理解这样的主张也不在乎，今后总会有知音的；
（五）现今耳边多的是不讲究音律的传奇词曲，不足为训，也不屑理睬。
除了这套南曲，沈璟还留下了一些为后人重视的话，如王骥德和吕天成都引述过的那一句：
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
为了“协律”，可以到“读之不成句”的地步，这显然是对他的观点不无夸张的鲜明阐述。
但也有持论较为平正的言词，如他在《致郁蓝生书》中说：
总之音律精严，才情秀爽，真不佞所心服而不能及者……不佞老笔俗肠，硁硁守律，谬辱嘉奖，愧与感并。
在这番客气话中表明他也希望音律、才情得兼的。不能得兼，才坚守音律。
汤显祖也想既逞才情又合音律，这一点正与沈璟同；只是在可能顾此失彼、不能两全齐美的情况下，汤选择了才情，沈选择了音律。这是他们两人分歧的出发点，也是他们都表述得过了火的意见的实际限度。作为两位有成就的同代戏剧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共同基点。倘若把他们表述分歧的极端言词进行对仗罗列，那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势不两立的争搏架势。王骥德《曲律》中对沈、汤之争就写得颇为激烈：
吴江尝谓：“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旬，而讴之始协，是为中之之巧。”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吕吏部玉绳以致临川，临川不怿，复书吏部日：“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
此中提及的“吕吏部玉绳”的儿子吕天成后来在《曲品》中对史实有所订正，但争角之气仍浓，原因就在于把沈、汤两人各自最偏激的话放到了一起。即使没有真正撞击，也会在这相反的两极间进出火花。
沈璩“合律依腔”的主张包含着相当的合理性，不能断然斥之为形式主义而全盘否定。曲词的格律，是演唱的一种规律，沈璟严格地从实际演唱来考虑剧作者应该遵循的规范，表明他是注重演出中一个方面的戏剧家。所谓“读之不成句，讴之始协”，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他完全置文句于曲律之后的错误，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戏曲剧本不是靠“读”，而是靠“讴”的，这并不错。明末清初的戏曲作家孟称舜在比较正确地评判沈、汤对峙之余，讥笑沈璟的主张“与伶人教师、登场演唱者何异”，这是不应该的。剧作家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伶人教师”，且必须时时考虑到“登场演唱者”。在对演出实情很少关注的“文人传奇”大批出现的情况下，被孟称舜讥称的这两个称号实在不恶。后代对沈璩过于严苛的批评，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戏曲的角度出发的。就诗词而论，虽然也有上口、便诵的要求，但如果因音律害文辞，自然是太刻板了；然而对戏曲这种不付诸演出便无以见其生命的艺术样式而论，文辞不再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视觉器官，而必须通过咏唱诵白作用于人们的听觉器官，因而文辞对音律有较大的依赖性，音律对文辞的作用在戏曲中远比在诗词中重要得多。正是这个缘故，与不少以往的词人墨客和今天的文学史家对沈璟的态度不同，历来的戏剧家们却总是比较能理解和实践他的意见。特别在当时，师承沈璟的戏剧家颇有一些，形成了所谓“吴江派”。太湖之畔，松陵之侧，一度成了我国戏剧活动的重镇之一。这与孤标独立于临川的汤显祖形成了一个对照。
沈璟的见解也有着明显的缺陷。他是音韵、声律的出色总结者，而不是音韵、声律与艺术创作之间正确关系的阐述者。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在两个不能对等的因素间造成了轻重倒置。沈、汤对峙，沈璟得于局部而失于全盘，汤显祖得于全盘而失于局部。局部的道理只要符合客观规律，确实也会发出夺目的光华，冯梦龙在《太霞新奏自序》中曾高度评价过沈璟曲学的意义和影响：“先辈巨儒文匠，无不兼通词学者，而法门大启，实始于沈铨部九宫谱之一修，于是海内才人，思联臂而游宫商之林”，可见沈璟不愧为一位划时代的曲律大家；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曲谱扩展到整个戏曲，那么沈王景所启开的法门就未免过小过窄了一点，不足以供才情勃郁的戏曲作家们“联臂而游”。沈德符《顾曲杂言》记载，沈璟“恪守词家三尺”，即使对最易混用的近韵，也“斤斤力持，不少假借”，以至到了“每客至，谈及声律，辄娓娓剖析，终日不置”的地步。固然是可叹可佩的严谨和缜密，但毕竟缺少艺术创作的气息。他的实践比理论平和一点，传奇创作中也有不少更韵更调的通变之处，但是对音律嗜好般的讲究不能不成为他自己的负累，作品也就比较平庸。这种创作上的缺陷是他理论上的缺陷的自然体现。受到一系列技术性制约的戏剧创作，从根本上说仍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斤斤力持”于任何一端技术性问题而“终日不置”，只能损害创作情绪，消蚀艺术灵感，很难写出好戏来。
沈璟的对立面汤显祖光耀地登上了明代传奇创作的峰巅，这不能不说是汤显祖的戏剧主张在实践上的一大胜利。就当时而言，沈璟从者如云，比汤显祖神气。有人考其原因，说沈之严律，苦学可至，汤之隽才，则非天才不逮，故一时从者悬殊。这是有道理的。但后来，两者的人望逐渐颠倒了过来，说明汤显祖所提倡、所奉行的，最终要比沈璟的更能被观众、被历史所接受。“隽才”问题超越了普通戏剧学问题，姑且不去说它，沈璟在一般理论上主要逊色于汤显祖的，是在对戏剧概念的把握上宽度不够。沈璟的音律问题兼及戏剧文学与表演艺术两个方面，在戏剧文学的领域里，汤显祖虽然对音律有片面鞋的轻视言辞，但却紧抱住音律所归附的情辞内容，把握得比沈璟更多、更根本一点；在表演艺术的领域里，汤显祖考虑并论述了全盘演出，而沈璟琢磨计较的主要是演唱，把握的范围也有明显的大小之别。戏剧理论既以一门浩阔的综合艺术作为研究对象，那么，理论的铺盖面自然就成了某一理论成色高下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说来，铺盖面大一些，铺盖到的艺术因素更重要、更根本一些，在其他条件相称的情况下，理论价值也就高一些。理论的广度和深度的互相转化，在戏剧理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当然，如果我们已经考虑到汤显祖是一位较能统观全局的戏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沈璟是一位偏重于戏曲音律专业的戏剧家这样一个前提，不把他们作硬性的同等比较，那事情就会有所不同了。他们的对峙，既有是非曲直之分，也有明显的专业倾向。就后者而论，可以互相补充溶合。事实上，沈璩和汤显祖，确实曾从不同的角度推动过传奇艺术的发展，而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推动力和反动力的对抗消长。
除了推崇音律之外，沈璟还极力提倡所谓“本色”。“本色”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源流颇长、论者众多的复杂美学命题，在沈璟那里主要表现为对戏曲文辞古朴之美、拙俗之趣的追求，让文辞“当行”、可演。可见沈璟确实不是无视文辞，只不过把文辞置于音律之下罢了。但他着眼的主要是文辞的遣字造句的形式方面，因此与汤显祖所重视的情辞仍有着概念内涵上的明显差别。他曾说：“鄙意僻好本色”（《词隐先生手札二通》），在《曲谱》的一些批注里，也常以“本色”作为评判标准。在《香囊记》、《伍伦全备记》等作品的雕琢堆垛作风在剧坛还很有影响、戏曲的生机被骈俪的曲词浸淫得萎靡苍白的情况下，沈璩的本色论是起到了部分力挽时习的作用的，很有一些值得赞许之处。但他因不满当世颓风而追怀往昔，崇尚质古，又使他本色论的积极意义局促于不大的限度之中。吕天成说沈璟曾自责过“初笔”《红蕖记》，“自谓字雕句镂，正供案头耳”，这正表明了沈璟的一个逻辑：字雕句镂必然导致只供案头。以此反推，天然本色方宜演唱。在沈璟的创作实践中，《红蕖记》的作风倒确实没有再延续下去，但他卸下了骈俪的重担，却没有从过于崇尚形式、崇尚音律的负荷中取得太多的自由。于是乎，眩目摇神的色彩没有了，活泼的拙语俗句一经严律的筛网也褪去了生命的绿色，空脱于两端，剩下的大多是平板乏味。吕天成《曲品》中对沈璟剧作有这样的过誉之词：
“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顾盼而烟云满座，咳唾而珠玉在豪。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游刃余地，词坛之庖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为北面。
其实，对沈臻来说，写一段合律依腔的曲词，或把元人散曲改作为南曲，确有“运斤成风”的腕力，但要在合乎音律、合乎本色的规则下自由自在地写出好剧本来，却还远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他还不是游刃有余的剧坛庖丁。我们今后会说到，欧洲古典主义时期出现过在严律下尚能纵笔自如的剧作家，沈璟还不能与他们相比。沈璟也好，其他吴江派人士也好，都没有留下一个足以验证他们的主张而又真正闪光于后世的剧作。这对于一个一时颇成点气候的戏剧流派来说，无论比之于孤军汤显祖还是比之于法国古典主义者，都不无遗憾。既陷作茧自缚之论，又无妙笔生辉之才，这也只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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