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有大批的学者在惋惜，就是屈原和李白报国无门，在政治上很不得志，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看很多很多书都这么写，那么请问，如果屈原和李白报国有门，在政治上非常得意，深受朝廷重用，每天忙于公务，你们该满意了吧？但是，哪还有屈原和李白吗？
屈原虽然做过官，但本质上是个诗人，李白虽然见过皇帝，但更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我们评判他们的坐标，应该是文化坐标而不是政治坐标，不应该是政治坐标。但是在我们中国，最强大的永远是政治坐标。大家想想看，写屈原的生平，有谁认真地研究过他的文化观念与原始山川的关系？他的诗句的节奏与民间祭仪的关系？我们谈到的，永远是他的政治遭遇，而且把他的那些伟大作品看成是他的政治遭遇的直接反映。大家想想看，在中国历史上，政治遭遇比他坏的数以万计吧，政治遭遇比他好的也数以万计吧，为什么都没有成为屈原呢？
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这么个结论了，就是：文化，并不是政治逻辑的延伸，它应该有自己的逻辑。
庭院深深深几许，
云窗雾阁常扃，
柳梢梅萼渐分明，
春归秣陵树，
人客建安城。
感月吟风多少事，
如今老去无成，
谁怜憔悴更凋零，
试灯无意思，
踏雪没心情。
词人
我想热爱中国文化的人都会知道李清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为了一个政治空名浪费了很多生命的时间。
她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在当时是很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写过一本大家都知道的学术著作《金石录》。赵明诚不到五十岁就因病去世了，在他病重期间，当时宋王朝和北方的金王朝正处于军事对峙之中，有一个来自于金王朝的人叫张正卿，拿了一把玉壶叫病床上的赵明诚鉴定。赵明诚立即就判定那把玉壶不是真玉做的，是个赝品，张正卿也就拿回去了。但是，就在赵明诚死后不久，社会上就传出一个谣言，说赵明诚把一把玉壶送给了金人张正卿，因此有通敌的嫌疑。
这是一个以谣言为基础的政治罪名，使李清照觉得非常不安，她要努力地为死亡了的丈夫洗刷，因为在历代中国文人的心目当中，政治气节是头等大事，尽管在现在看起来当时所谓的金人完全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李清照要捍卫自己丈夫的学术地位很容易，但是要洗刷他的政治罪名却很难，因为她没有办法让世人相信，那把玉壶是人家送来鉴定的，而不是丈夫送给人家的；她更无法证明，那把已经不知去向的玉壶是一个赝品。结果，她只能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和丈夫多年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南宋王朝。她的想法是这样的，她的逻辑，就是现在南宋都快要被金人灭亡了，我都愿意把自己家里的全都文物捐献给它，我们怎么可能把小小的一把玉壶在当时送给金人呢？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只有诗人才想得出来，当时谁也没有理会，南宋王朝当时只管一路逃命，逃奔，整个王朝就在逃奔。可怜的李清照居然带了那么多文物一路追赶这个王朝——逃奔中的王朝，王朝逃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千方百计要献上去，结果，一路被抢、被偷、被骗，李清照实在太可怜了。
她完全不知道，那个政治谣言，那个政治罪名，实在一点儿也不重要。真正让她名扬千古，也让中华文化增光添彩的是什么？是她在沿途的劳累中偶尔吟出的诗句。
序言
说到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我想提一件二〇〇五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从台湾到大陆访问，与国家领导人会面，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构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全世界都关心。连战先生的夫人连方瑀写了一本访问实录，由连战先生写序。但是，他们觉得还应该有一篇“首序”，叫谁写呢？想来想去，他们选中了我，据说他们还经过“高人指点”。
我是一个连最小的官职也没有的最纯粹的文化人吧，接到写序的邀请的时候稍稍有点儿吃惊，因为这件事情、这本书在政治上是太重要了。但大概也就是吃惊了一分钟吧，我立即又心平气和了，觉得这本书的序言确实应该让一个文化人来写。我在序言的开头就讲了这个理由。
我是这样说的，在很多中国人的习惯当中，政治总比文化大，其实，历史上很少有政治事件值得文化来评述。或者说，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事件具有真正的文化价值。那么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这件事，就是极少数具有文化价值的事情之一。它够格了，因此，值得我来评述几句。
文学化结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共两党的血火斗争，不仅塑造了两岸的政治心理，而且还铸就了两岸的文化心理。几代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在这种对峙当中形成的。这说起来比较复杂，深刻也深刻在，文化心理结构，它比政治结构更稳定、更深入，但是这种长久形成的文化心理能够在全国的电视直播当中愉快地消融，这又构成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政治现象了。因为政治现象只集中在少数政治人物和政党政治之间，而今天那么多大陆民众竟然不再在乎深植心头的原先的界限，兴致勃勃地关注连战先生的演讲风度和连战夫人的服饰笑容，这就远远地超越了政治之外了。所以，台湾有的评论家不在乎这么一个庞大的文化心理的改变，只是说连战先生的演讲当中有哪个政治观点讲得不错，有哪两个政治观点讲得不对，这就又把文化拉回到政治当中去了，就显得很小气。
我在那篇序言当中又特别赞赏连方瑀女士那本书的结尾，访问结束的时候，他们到上海的一家餐厅去用餐，才知道这家餐厅原来是白先勇先生家的住宅，而白先生的父亲正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连方瑀写道，餐厅的窗外是苍老的梧桐树，她回首一看，在点点的月光下，有尹雪艳婷婷袅袅的身影。大家知道，尹雪艳是白先勇先生笔下的一个艺术形象。
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个政治化的结局，比这个文学化的结局更大气。
效果
记得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位中年学者发言的时候频频提到两个历史人物，一个叫做子先，一个叫做西泰，实在不知道他在讲谁。会后一问，原来他是在说徐光启和利玛窦，不知道他从哪里查到了他们的字号。他还微笑着说：“对古人哪能直呼其名！”他做了这么一个技术处理之后，效果是什么，就现场没有一个人听懂他的发言。他为这种效果感到骄傲……
请注意，这种故意制造艰深和不懂的伪精英文化正在逐步地蔓延。蔓延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群落，总是会对自己不懂的文化话语心存敬畏。正是这种敬畏心理，被一些投机文人利用了。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里边，伪精英文化的发展好像有那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为“假洋鬼子”阶段，突然间很多文章和发言当中都夹带起了半生不熟的英语词汇，如果连这个也办不到那么就研究了所谓“港台文学”，直到后来连小学生的英文也超过了这些，港台作家更是在大陆街市间成了寻常人，这个阶段才宣告结束。第二阶段是所谓“拒绝世俗”的阶段，这是那些人被广大民众冷落以后所表达出的愤怒和自我安慰，这一看就懂了。第三阶段是所谓“咬文嚼字”的阶段，这是他们在没有希望的时候，从烟尘迷茫的远处找到的一个新的欺骗点，果然把海内外某些媒体骗住了好一阵子。
深刻的是，参与伪精英文化的除了这些投机文人之外，还有不少好人，甚至于挺好的人，这很有意思，我们以后还要慢慢分析。我在文化界有一个可爱的朋友，犯了一个可爱的错误，影响了他的声誉。他想改变这个局面，找了一个机会作了一次学术发言，发言前他来问我，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概念，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黑格尔是怎么说的。我一一告诉了他，结果他的发言果然是佳评如潮，大家说他毕竟是学者本色。
道德风貌
几年前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个有关重建当代公民道德的座谈会，很有趣，有几所大学的人文学科的教授参加。其中有两位中年教授的发言让人一听觉得高不可攀，他们提出，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风貌应该是汉代儒生、魏晋高僧加英国绅士，把这三种人品风貌结合起来。对此，有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年教授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风貌，还是应该以现代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烈士作为基准。他们的发言使我再一次看到了自己告别已久的高校文科教授的水准，至少是部分水准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还注意到了他们的一些举止细节。他们中有两个人迟到了，进来的时候快步走到主持会议的领导人面前热烈地握手，但是他们完全不在意当时正好有人在发言，被他打断了。这几位教授都是抽烟的，在会议中间还隔着桌子把香烟丢来丢去，而小小的会议室里还有不少女士。我甚至于发现，他们在散会后坐电梯下楼时也没有掐灭香烟。
这次会议以后我想了很久，汉儒、高僧、绅士、英雄、烈士，全被裹卷在他们随口吐出的烟雾里边了，再也看不清面目。
以英雄人物来替代社会公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就像一个居民社区里的水管断裂，你不组织抢修，却举出一幅大禹的画像来闭目念咒。
没用
中国古代的文人呢，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但是这种抱负是政治性的，在封建集权下，没法实现，所以只能流于空谈。一代代空谈下来，就严重地降低了文化的有效性认知。
对于这个问题，在明朝末年的凄风苦雨当中，已经有一些知识分子作出过沉痛的反思。他们发现，那些高尚的文人基本生态可以用两句诗来表达，那就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简单说来就是一生都在空谈中等待危险，如果能够等来危险的话，就用生命来报效朝廷。这确实与一般的投机小人不一样，但问题是危险真的来了，这些高尚文人真的管用吗？学者李光地分析了著名的理学家方孝孺，把他作为例子来说。方孝孺大家知道是十五世纪初年一场政权争夺战当中建文皇帝一边的首席智囊，失败以后死得很惨。但细细回想起来，他为建文皇帝所出的主意，每一个都犯了可笑的错误。
李光地说，在平日，方孝孺先生被全社会推崇为“旷世一人”，但是如果让他来处理危机的时候却全错了，问题就在于他的学问大有问题。
李光地还分析了另外一类的高尚文人，不断地为某一些政见顶撞朝廷，等于是自寻危难，非常勇敢，例如有一个一次次与崇祯皇帝当面争论的黄道周，他就是典型。但仔细一想，他的那些政见，就是在勇敢包裹下的政见，实在是迂腐可笑，对天下苍生几乎是毫无意义。李光地认为这是犯了“行有余而知不足”的大病，也就是说行动有余，见解贫乏，以空洞那种勇敢来取消文化的思考力量。
国手和博士
……颜元还举了医学上的例子。他说，医生，为的是治疗疾病，但是也有些人认为我是劳心者应该通过阅读很多很多医书才能成为“国手”，医疗技术呢，那是劳力者的事情，我不必要多学。结果，这种“国手”越多，天下的疾病和死亡也就越多。
颜元这个例子在今天还能得到印证。我有好多医学界的朋友，他们老提醒我，他说到医院去看病，不必刻意地去挑选“医学博士”。如果这位博士是因为读书读得多而获得学位，又因为学位而取得了“相当于主治医师”资格的，那就要小心了，因为他未必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应该永远清醒地记住，我们所需要的是治病，是康复，而不是医生的学位和他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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