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误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精神大师，把他们看成是坐在云端上替天立言的圣人。其实他们是颠簸在泥途牛车上的社会观察家，天天苦恼着应该如何打理纷乱的世间。
治水
以前我读到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论述，他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思维与治水有关。中国以农业立国，离不开大河的灌溉，而横穿中国腹地的两条大河长江、黄河决定了中国的生态命运，需要不断地治理。但是，长江、黄河贯穿很大的地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单独治理，如果任何一个地方不负责任的话，就会影响其他地方。因此，在马克斯·韦伯看起来，中国的大一统思维来自于治理大河的需要，他甚至于说，连统治的“治”字，也来自于治水。不懂中文的他不知道从哪位传教士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的。他的这个说法，使我非常佩服，觉得他很有道理。但是，我又觉得作为一个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确实不明白中国的某一个重大的精神未必来自于实用，而更多地来自于人文传统。治水是一种实际需要，再加上强大的人文传统，两相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中国统一的话语。
故乡
……“大一统”是着眼于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底线。但是毫无疑问，这也会遇到国土的统一。秦王朝既然废除了分封制和世袭制，那就为国土的统一建立了一种制度保证。后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分裂的局面，比如汉以后的三国鼎立，西晋以后的南北朝，唐以后的藩镇割据，但总的说来，各方强人都在为统一全国做准备。各方强人都不会公然地否定大一统的共同价值底线，只会指责对方违背了这种底线，因此整个趋势还是走向统一。比如，三国鼎立时候的魏、蜀、吴，各自都整合了地方的割据势力，后来本身又被整合，这就是一再重复的文化模式。
至于周边一些已经发展成小邦国的民族，中华文明从来不以种族的区别，而以文化的归属来决定分合。因此，也是文化使中国解决了其他文明古国都解决不好的民族小邦国的问题。史书上所谓的“夷狄”后来也慢慢地变成了“诸夏”，还实现了“胡汉一家”。总之，在中华文明的整合史上，终于使“天下归心”的是文化……
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很多强大的精神价值不存在实际的载体。前不久，我和我的朋友余光中先生到一个地方去玩儿的时候，当地朋友就像其他地方一样，都希望写过《乡愁》的余光中先生把故乡的概念落实在当地。但余光中先生回答是这样的：我的故乡是文化。
什么都是
诸葛亮留给历史的主要印象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地“治国平天下”的儒生君子，一篇《出师表》道尽了他的这种人格特征。但是，他从《隆中对》开始的征战生涯，更明确地验证了他是一位深通权术、兵法的顶级谋士。不仅儒、法、兵三家，而且似乎先秦诸子的各家在他身上都有体现。走出隆中之前，他却按照老庄的道家思维在隐居。但是，他的老庄也不是纯粹的，否则刘备来请教他，他怎么可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套天下的军事现状？当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他要搜集到这些情报不知要花费多少心力。由此可知，他隐居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的道家，他谋划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的法家，他打仗的时候不并是纯粹的兵家，他尽忠的时候也不是纯粹的儒家，但他又什么都是。正是这种充满弹性的全方位人格，使中华文化在各个领域保持着既不同又统一的逻辑和秩序。
罗素的话
大概是一九二一年初夏吧，一天，罗素在一批中国友人的陪同下坐轿子登山。那天天气突然很热，山道呢，又非常崎岖，因此轿夫们都非常辛苦。终于爬到了最高峰，大家休息一会儿，这些轿夫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乐滋滋地抽着，开始互相取笑，好像世间万事在他们的笑声当中了无牵挂了。罗素看到这个景象就想，这个事情如果换了别的国家，那些轿夫一定会抱怨酷暑难当，要求增加小费，而像自己这样比较高层次的欧洲人呢，到了山上也不会了无牵挂，而一定会担心我们下山以后的交通工具等等。但中国人一有空闲就取笑逗乐，那实在是另一种文明。由此联想开去，罗素发现，同样介绍一个居住的地方，欧洲人会首先告诉你这个地方的交通设施，那非常实用了，而中国人如果讲交通设施的话，多半会讲不明白，他们更会告诉你的是最不实用的内容，比如说古代某个诗人隐居在这里……
罗素当然不会简单地裁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但却十分公平地让人家感觉到：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坐标。
对于我前面反复论述的中华文明的非侵略的本性，大家还记得吗？罗素说得比我有趣得多了。他说，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这是罗素的话，请注意，这些话不是在说现在，也不是在说抗战胜利之后，而是在说中国被列强宰割、处处民不聊生的一九二二年！
钥匙
任何文明的洞窟，不管藏有多少宝物，冠有多少美名，总有一个开启它的小小钥匙孔。中华文明的钥匙孔，叫“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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