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岔路口，有一个玻璃门棚。玻璃门棚中的座位最抢手，因为在那里抬头可见蓝天高楼，低头可见热闹街景，一杯咖啡在手，更能领略目光收纵间的浓烈和安逸。里屋就有不同，满目净是邻座顾客，对谁都不便直视细看，只能扫过几眼，把目光放虚，若有所思，无聪无明。为此，玻璃门棚中的座位往往要比里屋贵一些。今天玻璃门棚正在修理，中间放着架梯，有两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忙碌，因此，只得侧身穿过，进入里屋。
里屋人头济济，浓香阵阵，多数人独个儿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少数人在交谈，声音放得很轻，因此，虽坐了那么多人，却不觉得闹心。
进门左首有一个弯转的小楼梯，可上二楼。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二楼，因此走楼梯。楼梯沿壁贴着一些画，看了便心中嘀咕，贴了多久了？他们有没有看过？
上楼，见一间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问侍者，弄清了他们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着，便惊喜坐下，接过单子点咖啡。咖啡很快上来，移杯近鼻，满意一笑，然后举目四顾，静静打量。
窗外树叶阳光，从未改变；室内沙发几桌，也是原样。突然后悔，刚才点咖啡时忘了先问侍者，他们常点哪一种，然后跟着点，与他们同享一种香味。
我说的他们，是萨特和波伏娃。
那么这家咖啡馆，也就是德弗罗朗咖啡馆（Cafe De Flore）了。一切萨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伏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馆写出来的。
法国著名画家凡·高笔下的《夜晚露天咖啡座》。他经常光顾这家离住所不远的咖啡馆。
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
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资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
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座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重装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寻找答案带来了便利。
这时，其他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拍摄谈话节目需要有两台摄像机，当然也就要有两名摄像师，又要有人布光、录音，算起来一共要挤上来七八个人。本来房间就小，已经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气氛大变。这倒罢了，问题是，这七八个伙伴要找电源插头、拉电线、打强光灯、移桌子、推镜头、下命令、做手势……简直是乱成一团，当然，还要温迪雅在镜头前介绍这个现场，还有我关于萨特的谈话。
我想，今天这个房间算是彻底被我们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们而来的客人，他们无异突然遭灾，只能换地方了。临时找不到一个懂法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们致歉，但是，让我吃惊的情景出现了——
居然，他们没有一个在注意我们，连眼角也没有扫一下。空间那么狭小，距离那么接近，但对他们而言，我们好像是隐身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倒成了隐身人，两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些不受干扰的人。
从楼梯口数起，第一个桌子是两个中年男子，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份设计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图纸上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换过来了，站着的坐下了，坐着的站了起来，又弯腰在图纸上修改。
往里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着。她看看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断轮替，也显得十分忙碌。
再往里就是我们对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导演，一位是编剧，一位是设计，桌上放着剧本、设计图和一叠照片。导演络腮胡子，是谈话的中心，有点像印第安人。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苦恼，还没有想出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