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唐代的文人总的说来是自由的，但是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使他们每个人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杰出的文人常常会担任重要的官职，面对社会接连不断的动荡，宋代文人似乎早就有多种思想准备，包括捐躯，包括毁灭。
我前面说过，宋代空前绝后地把一些最高等级的文化大师放到了最高等级的行政职位上，这就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很少遇到过的高烈度冶炼，也让中国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验。对于这个题目，我本来觉得可以轻轻放过了，但昨天一想，还应该再谈论几句，因为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范例。
让顶级文化大师担任顶级行政职务，这个历史现象，你们平时想过没有？对于这几个文化人，你们有什么印象？
罗璞：
就说王安石吧，其实他很有才华，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由于他文学上的才华以及治国上的才干，很早就名动朝野。后来成了改革派的中流砥柱和旗手，掀起了一场比较大的政治风潮。
仅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就已经确定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了，王安石变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变法在世界历史的研究者心目当中都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本历史书都不可能忽略。
吕帆：
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还是个很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王安石的变法一直持反对态度，他自己就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我们就姑且称他为保守派吧。另外，司马光也是非常厉害的史学家，主持编撰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我至今还没看完呢。而相对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苏轼的政治立场就比较拧，林语堂说他专门在政治上唱反调。新党实行改革的时候，他觉得改革过激了；旧党上台了，他又觉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记得秋雨老师曾经说过，苏轼是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这很贴切。
王牧笛：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就是范仲淹。他的“庆历新政”还在王安石之前。从今天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平民偶像吧，从小家庭贫困，后来勤学苦练终于当到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的“庆历新政”主要是针对当时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过于激烈，这些措施最后被仁宗皇帝给废除了。
余秋雨：
这样的顶级文化人在从政时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在文化上的成就使他们对一系列社会理念很难动摇。他们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么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各种矛盾就比较复杂了。
像范仲淹，他想从原有的官僚体制里面做改革，凭借着习惯化了的价值系统来改革，当然很难成功。王安石已经看到了范仲淹的失败，便要从经济改革入手。这个大文人实在是一个不错的改革者，他能够考虑到“青苗法”，在**和农民间建立了庞大的债权关系；还有“免役法”，即资金和劳役的替代法，这就更大胆了。这些改革使国家富裕了，却让许许多多的地方财团恼火了。要执行这些法令，需要有个强大的官员团队，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皇帝一会儿支持他，一会儿听到好多反对意见，又不支持他，然后想想不对，又去支持他，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
对于司马光，我们不要简单地说他是保守派。司马光知道宋代的问题的确很大，但正因为大，就更要“守常”，对已有的结构不要变动得太激烈，避免让整个社会产生心理危机，加剧动荡，这是司马光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与王安石的截然不同，于是两方面的对立产生了。最后的裁决权，在于皇帝。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他们几乎像兄弟一般地交往过，后来完全是因为在革新观念上的差异产生了对立，并不存在要把对方消灭了的意图，这就是君子之争。但很不幸的是，他们同时遇到了一个麻烦，身边都有一个极被信任的小人，这也是君子常常遇到的困境。王安石身边的那个人叫吕惠卿，司马光身边的那个人比较有名，叫蔡京。这两个小人把事情全搅浑了，把变法变成了两个人的情绪争斗，双方都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变成了一笔三翻四覆的乱账，结果是两败俱伤。这就是一切小人事件的共性，又是一切君子之争的悲剧。
直到支持王安石的皇帝死了，太后当政，保守派得势，司马光做了宰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王安石的变法全部推翻。王安石当时到哪里去了呢？这个两度做过宰相的人在南京郊区江宁一个叫白塘的地方住着。但是，有一天，他听到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苏东坡来了。君子与君子之间，不管政治观点多么对立，心头总有一份潜藏的互敬。王安石决定去见他。苏东坡从黄州出来之后，已经拥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样传遍全国的佳作，他的文学造诣太高了，超过当时所有文人。王安石是骑着小毛驴到江边见苏东坡的，苏东坡看自己一路风尘仆仆，衣服打扮也不对，眼前又是昔日高官，便对王安石说，大丞相，我这个不礼貌的样子非常不符合礼仪。王安石说，礼仪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立的吗？这说明他们两个都知道彼此是什么人，那就是可以解除礼仪、观点、官职还能轻松晤谈的人。两个疲惫的文学大师还一起游玩了好几天。玩的时候当然不可无诗，一写诗，两人的心就更靠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