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在抑郁中死的，那是1086年4月。司马光下令将其厚葬。没想到五个月以后，司马光也死了。一对文化巨星、两个兄弟一般又仇敌一般的人，就差五个月一起死了。司马光死后八年，事情又翻过来，说司马光全错了，还要把司马光的尸体从棺材里边拉出来。虽然后来没有做出这么恶劣的事情，可还是写成批判碑文到处去宣讲。写批判碑文的，就是那个本来支持司马光各种政治主张的小人蔡京。于是司马光的这一派被叫做元佑党人，成为了被清查的对象。在元佑党人里有一个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儿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人虽然政治主张不一，但都是为了兴利除弊，挽救朝廷。他们都没有能够阻止朝廷在战乱中日渐衰落，而且几乎无可挽救。在这个失败的大趋势中，又是一批杰出文人，用心灵感受了这种漫长的危亡，用文笔记录了这种强烈的失败。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特别抢眼的英雄笔触，当然，也是特别刺激的凄楚笔触。他们就是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
对后世读者来说，这些人，也组合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学体验。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一文学现象的感受，随便说，谈印象。
欧阳霄：
陆游号放翁，据说是因为他为人狂放不羁，又经常被贬官、放逐，所以朋友们说他颓放，他自己也就自得其乐了。他的人生命运是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块儿的，他死前写了一首《示儿》，中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兴复中华。
相比而言，在北宋时期，欧阳修就号醉翁，他还能够迷醉于山水之间，而在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运和政治命运已经没法分开了。陆游就只能做个放翁了。
王牧笛：
和陆游一样，辛弃疾的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体力行地抗金北伐，二十一岁他就参加了抗金义军，可报国无门，壮志难酬，到晚年写下著名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也渴望“沙场秋点兵”。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终于下诏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弥留之际。他是喊着“杀贼、杀贼”而死的，这一年是1207年，距今八百余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向这样的义士致敬。
刘璇：
文天祥的命运可谓是最坎坷的了。1276年金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就被太后派去与金军谈判，被金军的将领伯颜羁押，逃出后又与当时南宋的大臣张世杰意见不合。后来文天祥领兵到广东一带抗击元军，但两年后又被俘，但他誓不投降，四十七岁被处死。文天祥的身世与当时的政治情势结合起来，可用他的一句诗来形容，就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而文天祥应对情势的表现则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他伟大而崇高的民族气节。
丛治辰：
我们都知道陆游是爱国诗人，但这种爱国其实贵在坚持。陆游的《示儿》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操其实并不难得，因为刚到南宋时，大家都有这种情操，可南定日久之后，就滋养了惰怠的情绪，南宋小朝廷的投降情绪就占了上风。以前跟陆游一样有过这种爱国情操的其他诗人，后来都转向了山水诗的写作，只有陆游留下的最后一首诗还是《示儿》。我觉得这种自始至终不忘北定中原的情**们应该铭记。
余秋雨：
这些文人，想从军事和政治上挽救一个王朝，但是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奔命呼号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文学王朝被他们建立起来了。
军事和政治的王朝，看起来是那么崇高、那么重要，但是，真正永恒的崇高却属于他们自己手下的那个文学王朝。
他们不知道，那倒罢了，问题是，直到今天，连很多文学史家也不知道。
除了你们刚刚列举的几位外，我还想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李清照。这位大家都不陌生的女词人乍一看与政治、军事不应该有太多关系，却也因为身处多事之秋，几乎把整个身心都牵连进去了。她与丈夫赵明诚相亲相爱，但两方的父亲却处于政治斗争的对立面。赵明诚去世后又有谣言诬陷赵明诚私通金国，结果使李清照此后很多年都要为洗刷亡夫的恶名而长途奔波，直到最后不得已而再嫁，再嫁又嫁错了人，离婚又要判罪……一系列想不到的麻烦在国破家亡的形势下纠集在一起向李清照扑来。李清照不知承受了多少无法承受的惨重打击，但她到最后也未必明白：她为之奔波半生的那种政治名誉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文化名誉却已经在她的长吁短叹之间完满建立。也就是说，她在重重困绝之中随手写下的那些词，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不灭珍宝而光耀千古。很快，中国知道她悲惨经历的人已经几乎找不到，而熟读她作品的人却成千上万。时代容不下她，她却成了时代的代表。从另一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时代是多相位的，在文化相位上，时代从一开始就已经悄悄地封她为女王。她的事情，我在一篇谈名誉的文章中曾详细地说过，大家有空可以找来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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