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在言论上很不以法则为然，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却没有抛弃它。他声称即使象《太太学堂》这样备受攻击的戏也不违反学院派一直津津乐道的任何一条法则，甚至与当时上演的其他戏相比还更遵守法则一些。抱怨、议论往往要比行动更容易放达，而这种抱怨、议论确实也反映了他在写作实践过程中所尝到的苦味。苦心孤诣地入了法则之彀，仍然遭到从法则角度提出的批评和查禁，他就忍无可忍地发作了。一气之下，所吐真言较多；身为作家，理论上的顾忌较少。但是，真要莫里哀在创作实践中全然挣脱罗网，他就既不敢也不能了。象高乃依一样，在法则的边沿上徘徊，跨出一步两步，在外圈空间徜徉，已属大胆之举。由于莫里哀的思想活力和才力，由于他上述通达的见识，他对法则的超越程度，他的艺术光华迸出法则围屏的广度，比起高乃依来又要大一些。
三、喜剧未必比悲剧低下
古典主义无论从思想原则还是从美学原则来说，最适合的文艺样式应该是悲剧，但是整个古典主义时期戏剧活动的最高成就却是莫里哀的喜剧。这首先是因为它们客观上以笑为剑戟打击了贵族教会势力和资产阶级上层贵族，这是既适应路易十四专制王权政策的需要也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的；同时，也因为莫里哀以充分的艺术信念把喜剧这种戏剧形式的艺术功效发挥到了空前的程度，获得了社会和历史的承认。从莫里哀对喜剧充满感情的不少论述来看，他发挥喜剧的艺术功效是极其自觉的。
莫里哀坚信喜剧不仅是一种无害的娱乐，而且在纠正人的恶习方面有着特殊的社会作用，至少要比一本正经教训人的悲剧要大。他指出：
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再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了。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责备两句，人容易受下去的；可是人受不了揶揄。人宁可作恶人也不要作滑稽人。
这就从社会心理学的高度把喜剧的社会作用论述得十分透彻。他认为，他的喜剧屡遭查禁，便是它们的社会功用的验证。在《达尔杜弗》序言的末尾，莫里哀曾巧妙地讲了一件轶事：《达尔杜弗》被禁演后一里期，法国宫廷里上演了另一出喜剧《斯卡拉木赦》，国王看完后出来对孔代亲王说：“我很想知道，人为什么那样气不过莫里哀的喜剧，而对《斯卡拉木赦》这出喜剧却一字不提。”孔代亲王是同情莫里哀和被禁演的《达尔杜弗》的，回答国王说：“原因就是《斯卡拉木赦》这出喜剧搬演的是上天和宗教，那些先生并不关心；但莫里哀的喜剧搬演的却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就不能容忍了。”莫里哀十分醒目地把孔代亲王这段颇有见地的话作为序言的结束语，表明他对《达尔杜弗》的这种社会作用的承认和欣喜。在《〈太太学堂〉的批评》中他还表示了一种带有浓重辛辣味的意愿，要好好地用讽刺的武器抨击一下道貌岸然的学院派作家：“他们的道学假招子、他们的滑稽推敲、他们的思想掩护、他们对赞扬的渴求、他们对名望的交易、他们的攻守同盟、他们的精神战争、他们的散文与诗的比斗，还有他们拿笔害人的恶习，一件一件在戏台子上搬演出来，那才有趣。”总而言之，莫里哀喜剧的锋芒所向，就会自然地激怒一批人，而激怒的浪潮并不能阻止莫里哀向新的讽刺对象进发。喜剧的这种现实针对性使它往往比悲剧更难获得比较一致的社会品评，但这正是喜剧的社会功用的显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喜剧作为一种艺术也并非要具体地打击某几个具体人士，它仍然是靠典型来发挥作用的，用莫里哀的话来说，“箭头指向一般”。观众“犯不着自己往上碰”，碰着了更犯不上闹脾气，自觉地从中汲取教训就是了。他通过《〈太太学堂〉的批评》中的女主人劝说喜剧观众：
这类讽刺直接打击风俗，只在无意之中，捎带上了个别人士。箭头指向一般，我们犯不着自己往上碰。可能的话，我们就利用戏上的教训也好，可是不要自作聪明，以为正指我们自己。舞台上搬演的种种滑稽画面，人人看了，都该不闹脾气。这是一面公众镜子，我们千万不要表示里面照的只是自己。以为戏上责备自己，不免有气，等于当众给自己加上罪名。
莫里哀在这里提出的，是在喜剧批评中发生的特殊问题，在悲剧批评中并不显得太突出。在莫里哀之前，喜剧的社会讽谏作用和认识作用曾有好些人作过论述，但是，从某些被刺痛的观众，特别是其中有权势的观众的反应，激发起对喜剧艺术的一般性、普遍性意蕴的申述，这只有几经禁演考验的莫里哀才能办到。因而这也是他对喜剧批评问题上独特的理论贡献。
在具体的编写和演出实践上，喜剧也并不比悲剧容易，有时甚至更为困难。因为喜剧不是靠抒发高贵的感情，也不是靠描画可望不可即的崇高形象，而是靠切实、逼真地刻划现世活人来完成的，这就要见真功夫。莫里哀说：
发一通高贵的感情，写诗责斥恶运，抱怨宿命，咒骂过往神祗，比起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的滑稽言行，在戏台子上轻松愉快地搬演每一个人的缺点，我觉得要容易多了。你描画英雄，可以随心所欲。他们是虚构出来的形象，不问逼真不逼真；想象往往追求奇异，抛开真实不管，你只要由着想象海阔天空，自由飞翔，也就成了。可是描画人的时候，就必须照自己描画。大家要求形象逼真；要是认不出是本世纪的人来，你就白干啦。总而言之，在正经戏里面，想避免指摘，只要话写得美，合情合理就行；但是临到滑稽戏，这就不够了，还得诙谐；希望正人君子发笑，事情并不简单啊。
画神容易画人难。莫里哀的创作苦衷实际上是他所遵循的现实主义道路的自白。因此，莫里哀一再申述的喜剧的价值和难度，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触及到了现实主义的价值和难度，当然，其中又包含着喜剧本身的某些特殊性。
喜剧中也有良莠之分，这一点莫里哀当然也看到了。他用一连串比喻让人们明白，不要从部分的腐败推论到全体，不要因为一时被人利用而否决其本身。医学可以被弄成一门毒害人命的方术，宗教可以被拿来侍奉罪恶，总之，“最健全的艺术，人能推翻它的意图；本质最善良的事物，人能用过来为非作歹”，“我们不该因此就对事物全盘加以否定，因为错误的推论掩蔽不了事物的善良本质；艺术的意图和恶劣使用应当永远区分开来。”至于过去有人对喜剧提出过批评，那也不能由此而否定此后的一切喜剧。莫里哀说，“从前出现这种批评，是有它的原因的；可是这些原因，今天并不存在；它的意义仅限于它过去看到的范围；它给自己划好了界限，我们不该拖出它来，拖到和它并不相干的地方，不问有罪无罪，要它一律承包下来。它从前有意打击的喜剧，决不是我们现在想要保卫的喜剧。我们必须要小心在意，不让二者混淆起来。”莫里哀在这个问题上还说了不少意思相类似的话，生怕有人借喜剧中的失败之作来做文章，词意急迫而殷切，一看可知是出自一个备尝甘苦的作家而不是理论家的手笔。他要为自己和同道们的劳作清理出一块安全的立足之地，所以严格要求批评家们对问题要细致分析，不可莽撞从事，这种自卫性质的要求包含着特别的精细和严密，很可引起戏剧批评家们的深思。
除了不合理的批评之外，古典主义时期的喜剧还遇到一个社会风习方面的无声的敌人：轻视喜剧，认为喜剧不体面。莫里哀只好求助于当时人们所仰慕不已的古代了。他几乎为人们写了一篇简短的喜剧光荣史。他说，古代最杰出、最严谨的哲学家颂扬过喜剧、研究过喜剧规律，希腊专为喜剧颁发过奖金，罗马在风纪整肃时期也给过喜剧以特殊的荣誉，古代最伟大而又地位最高的人物把自己写作喜剧当成体面事。莫里哀的归结性意见是：
喜剧只是一首精美的诗，通过意味隽永的教训，指摘人的过失，所以我们批评它，就要公允才是。
从莫里哀对喜剧艺术的全部辩护和赞美中，人们不难发现他不惜以身殉之的深刻原因。外省长途中的风霜雨雪，凡尔赛宫里的五光十色，都从未遮蔽过他心头的艺术的熠熠光采，监禁和攻讦，更没有丝毫损减过他对它的爱恋。此情此心存焉，没有不成功的艺术家。
在莫里哀生命的最后几年，他那位曾劝他不演小丑的朋友布瓦洛在写作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诗的艺术》。莫里哀悲惨地去世后的第二年，这一著作发表，被后人称之为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古典主义时期最伟大的作家的离去和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的问世，几乎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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