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何处(2 / 2)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非常著名。普遍认为,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表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自然生态意境,可以看成陶渊明整体风范的概括。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却是前面四句,认为“奇绝不可及”,“有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王安石做出这种超常的评价,是因为这几句诗用最平实的语言道出了人生哲理,那就是:在热闹的“人境”也完全能够营造偏静之境,其间关键就在于“心远”。

正是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做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什么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细辨,更不能言状。因此最后他要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哲理玄言诗的痕迹。陶渊明让哲理入境,让玄言具象,让概念模糊,因此大大地超越了魏晋名士。但是,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一切依顺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悦、恐惧、顾虑都被洗涤得干干净净,顺便把文字也洗干净了。你看这四句,干净得再也嗅不出一丝外在香气。我年轻时初读此诗便惊叹果然真水无色,前不久听到九旬高龄的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这几句诗,正是他毕生的座右铭。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摸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然而,田园还不是终点。

陶渊明自耕自食的田园生活虽然远离了尘世恶浊,却也要承担肢体的病衰、人生的艰辛。田园破败了,他日趋穷困,唯一珍贵的财富就是理想的权利。于是,他写下了《桃花源记》。

田园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终点在彼岸,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终点,因此也可以不把它当做终点。

《桃花源记》用娓娓动听的讲述,从时间和空间两度上把理想蓝图与现实生活清晰地隔离开来。这种隔离,初一看是艺术手法,实际上是哲理设计。

就时间论,桃花源中人的祖先为“避秦时乱”而躲进这里,其实也就躲开了世俗年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间在这里停止了,历史在这里消失了,这在外人看来是一种可笑的落伍和背时,但刚想笑,表情就会凝冻。人们反躬自问:这里的人们生活得那么怡然自得,外面的改朝换代、纷扰岁月,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意义?于是,应该受到嘲笑的不再是桃花源中人,而是时间和历史的外部形式。这种嘲笑,对人们习惯于依附着历史寻找意义的惰性,颠覆得惊心动魄。

就空间论,桃花源更是与人们所熟悉的茫茫尘世切割得非常彻底。这种切割,并没有借用危崖险谷、铁闸石门,而是通过另外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美丑切割。这是一个因美丽而独立的空间,在进入之前就已经是岸边数百步的桃花林,没有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位渔人是惊异于这段美景才渐次深入的。这就是说,即便在门口,它已经与世俗空间在美丑对比上“势不两立”。

第二种方式是和乱世切割。这是一个凭着祥和安适而独立的空间,独立于乱世争逐之外。和平的景象极其平常又极其诱人:良田、美地、桑竹、阡陌、鸡犬相闻、黄发垂髫……这正是历尽离乱的人们心中的天堂。但一切离乱又总与功业有关,而所谓功业,大多是对玉阶、华盖、金杖、龙椅的争夺。人们即便是把这些耀眼的东西全都加在一起,又怎能及得上桃花源中的那些平常景象?因此,平常,反而有了超常的力度,成了人们最奢侈的盼望。很多人说,我们也过着很平常的生活呀。其实,即使是普通民众,也总是与试图摆脱平常状态的功利竞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都不是桃花源中人。桃花源之所以成为桃花源,就是在集体心理上不存在对外界的向往和窥探。外界,被这里的人们切除了。没有了外界,也就阻断了天下功利体系。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独立和精神独立,才是真正的空间独立。

第三种方式可以说得拗口一点,叫“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独自美好,容不得异质介入。那位渔人的偶尔进入引动传播,而传播又必然导致异质介入。因此,陶渊明选择了一个更具有哲学深度的结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于被重新寻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虽不知外界,却严防外界,在渔人离开前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背叛了这个叮嘱,出来时一路留下标记,并且终于让执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结果是,太守派人跟着他循着标记寻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个品行高尚的隐士闻讯后也来找,同样失败。陶渊明借此划出一条界限,桃花源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天地,那些以名声、学识、姿态相标榜的“高人”,也不能触及它。

这个“不可逆切割”,使《桃花源记》表现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冷然。陶渊明告诉一切过于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理想的蓝图是不可以随脚出入的。在信仰层面上,它永远在;在实用层面上,它不可逆。

不管是田园还是桃花源,陶渊明都表述得极其浅显易懂,因此在宋代之后也就广泛普及,成为中国文化的通俗话语。但在精神领悟上却始终没有多少人趋近,我在上文所说的“似远似近、若即若离”,还是客气的。

例如,我为了探测中国文字在当代的实用性衰变,一直很注意国内新近建造的楼盘宅院的名称,发现大凡看得过去的总与中国古典有关,而其中比较不错的又往往与陶渊明有关,“东篱别业”、“墟里南山”、“归去来居”、“人境庐”、“五柳故宅”……但稍加打量,那里不仅毫无田园气息,而且还竞奢斗华。既然如此物态,为什么还要频频搬用陶渊明呢?我想,这一半是遮盖式的附庸风雅,一半是逆反式的心理安慰。

更可笑的是,很多地方的旅游点都声称自己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我想,他们一定没有认真读过《桃花源记》。陶渊明早就说了,桃花源拒绝外人寻找,找到的一定不是桃花源。

当然,凡此种种,如果只是一种幽默构思,倒也未尝不可。只可惜所有的呈现形态都不幽默。

由今天推想古代,大体可以知道陶渊明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寂寞之中的原因了。

历来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此岸理想和彼岸理想都不认真。陶渊明对他们而言,只是失意之后的一种临时精神填补。一有机会,他们又会双目炯炯地远眺三国群雄式的铁血谋略,然后再一次次跃上马背。过一些年头,他们中一些败落者又会踉踉跄跄地回来,顺便向路人吟几句“归去来兮”。

我想,这些情景不会使陶渊明难过。他知道这是人性使然、天地使然、大化使然。他不会把自己身后的名声和功用放在心上。

他不在乎历史,但拥有他,却是历史的骄傲。静静的他,使乱世获得了文化定力。因此,他是那个时代的文脉所在。

在陶渊明之后,文事不少,但文脉,却直接指向大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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