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白香上庐山是十九世纪初年。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一八九三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十九年，当他一九一二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逭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唳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他们只能离开，向其他地方寻找。
隆重的生命排场
去三叠泉的路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了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拚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能靠自己的双腿走到三叠泉的游客很少，素不相识却并肩而立。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感受着湿淋淋的生命。
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挲，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也就很难揣想得出一种极其隆重的生命排场，哪怕是最有悟性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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