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象征也可以由纪实通向抽象。这更是启示着现实生活本身的质直形态与生活潜流的密切关系。因此，表层越纪实，往往越有可能通向哲理提炼。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大海和捕鱼的纪实程度达到了叹为观止的地步。同样，笛福和塞万提斯对纪实画面的描写也是相当出色的，这种画面与精神内涵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从而缔结了一种伟大的跨连。
现代绘画大师康定斯基在《论形式问题》一书中指出：
现代的艺术体现着已经成熟达到启示的精神。体现的形式可以安排在两个“极”之间。1．伟大的抽象；2．伟大的现实性。这两个“极”启开两条路；这两条路最后导引到一个目的。这两项元素一直存在艺术里；第一项在第二项里表现自己。现在这两元素似乎企图分别地进行它们的生活。那抽象的通过物象来愉快补充，或是相反，这好像是为艺术准备了终结。
康定斯基的两极归一论，在实体象征中体现得最为透彻了。
意大利电影艺术家柴伐蒂尼在《对电影艺术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
艺术家的任务不是要使人们为虚构的人物的行为而感动或愤怒，……而是要在未经渲染的纪录性事实里，发掘出深藏在里面的有价值的东西——人情的、道德的、社会的、经济的、艺术的意义。
柴伐蒂尼这里所反对的虚构，是指一种戏剧性太强的编织。这个问题，梅特林克早在《卑微者的财富》一文中有过深入的论述。一切在艺术上堪称伟大的旨意，不管是崇高、壮美，还是悲剧性，都不一定产生于精心布置的暗杀、毒药、情死、阴谋中，而更多地见之于日常生活，见之于平凡世态。世间最复杂、最难耐、最困惑的课题，总是生活本身、人生本身。现代艺术家正是出于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也就从无限的谦恭转向真正的伟大。
因此，纪实出现在象征结构中，完全出于对具体生活与宏大精神之间神奇关系的皈服。现代艺术对情节和冲突的淡化处理
，大多也本于此。
马契列特在《电影艺术诗学》一书中指出了纪实性艺术的一些美学特征，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生活面貌的令人信服的逼真。作品中出现的现象最好就像“移植”生活一般，而不要热衷于戏剧性地“重组”；
二、不再以情节为核心，而是转向精神→形象→情节的渐次递嬗关系；
三、从具体、紧凑的行动，转向总体、宽泛的行为；
四、从异常的冲突，转向平常的情境；
五、从封闭自足结构，转向由观众创造性想象补足的宽松结构；
六、从紧张急迫的格调，转向从容和悠闲；
七、把以上这一切散淡风致都升华为象征的表现力而直通哲理；
……
这样的纪实，看起来与生活实体越来越接近了，其实却是在呼唤蕴藏在自然主义现象背后的大象征。
现代读者正在快速地适应实体象征。这种适应正与他们对传统艺术的逐渐不适应同步。著名“新小说派”的女作家纳塔丽·萨罗特指出：
对于那些经作者运用惊人的手法和通过意想不到的戏剧化动作所塑造的人物，现代的读者是怀有戒心的。他也并不相信那像细布条一样缠绕着人物的故事情节；这些情节使人物在表面上看来似乎自成一体，栩栩如生，实际上却像木乃伊一般地死硬僵化。
《怀疑的时代》
与之相反，人们对于把象征与纪实合于一体的作品却越来越觉得自然了。早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作家莱翁·莱蒙涅埃就指出：
纯粹的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相距并不那么远……我觉得，象征主义与自然主义不是别的，而是同一块布料的正反面。一面是用丝线织出的简单的或稀奇古怪的花纹，另一面是乱七八糟的线条、结子，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所有丝线的走向服从一个任务——使正面出现这样的花纹。
《民粹主义小说宣言》
这些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实体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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