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净瑠璃的发展几乎取同一步伐的，是另一个剧种歌舞伎。
十七世纪初，有个来自出云地方（今岛根县东部）名叫阿国的姑娘在京都表演了一种轻佻、新奇的舞蹈，一时传播甚速，十年之间，盛行于几个大城市，称为“歌舞伎”。
初期的歌舞伎以表现嫖妓为主要内容，仗赖色相诱人，一度曾遭禁止，开禁后统治者对演员扮相、表演内容提出了一些限制，特别是只许男演员登台，并要求演员把前顶头发剃光。这种限制，既然从外相上剥夺了演员浅露的吸引力，因此也就激发歌舞伎向更高的艺术境界迈步。于是，歌舞伎结束了以往以舞蹈因素为主的状态，发展成故事性较强的对话剧。
净瑠璃和歌舞伎虽然发展渊源不同，但成为戏剧却在同时——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对戏剧家庭中的孪生兄弟，后来也发生了倾轧。木偶戏的表现功能、美学品位毕竟有限，到十八世纪，歌舞伎逐渐压倒了净瑠璃。到了十九世纪的戏剧改良运动中，歌舞伎又经过了一番改革提高，在以后一大批戏剧家的协同努力下，一直盛演不衰，甚至开始搬演外国剧作。在所有日本的古典剧种中，它成了势力最大的强者。
从以上概述可知，所谓日本古典戏剧，大致可分两个时期、四个剧种：十四世纪末成熟的能乐和狂言，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熟的净瑠璃和歌舞伎。能乐和狂言的戏剧家，最重要的是世阿弥和他的父亲观阿弥。净瑠璃和歌舞伎的剧作家，最重要的是近松门左卫门（一六五三——一七二四）。
幽丽柔和的能乐、诙谐讥诮的狂言、激越奇瑰的净瑠璃、艳婉英武的歌舞伎，交相组合，使日本古典戏剧显得十分繁茂。
与欧洲戏剧相比，日本戏剧有着自己的特色。日本戏剧学家河竹登志夫在《戏剧概论》（一九七八年）一书中指出，日本戏剧有五个方面不同于欧洲的戏剧：
一是“传统的肉体性”，指欧洲戏剧以文学剧本作为代传的主线，同一个剧本在后代可以有不同的演出方式，而日本戏剧连演出方式（演技、舞台构造、舞台装置、音乐、服装、照明等）也代代相传，而且是通过亲裔的人体代代相传，所以叫“传统的肉体性”；
二是欧洲戏剧只有在遥远的古代才与祭祀、宗教性娱乐连在一起，而日本戏剧却保持了这种联系；
三是欧洲戏剧较早地就从歌、舞中游离出来而构成话剧（歌剧、舞剧另行发展），而日本戏剧一直与歌舞融合在一起；
四是日本戏剧比欧洲戏剧更重视听觉、视觉的观赏效果（歌、舞），因此舞台方式更放松自由，即具有所谓“巴罗柯的戏剧性”；
五是日本戏剧重叙述式，不像欧洲戏剧那样追求矛盾冲突，因此也更便于抒情。
河竹登志夫对这一些区别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也大体概括了整个东方戏剧与欧洲戏剧的分野。
日本古典戏剧学的代表作是世阿弥的《花传书》。在世阿弥之后，没有出现更令人注目的理论家。这样，世阿弥的戏剧学，就成了全部日本古典戏剧学的标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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