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极具实用价值的推断上，高乃依对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进行了分析和设想。
他说，亚里士多德不愿意一个非常有德行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事太不公平了，观众由此产生的不是怜悯而是愤恨——对将很有德行的人置于逆境的坏人的愤恨，但愤恨不是悲剧感情范围内的事，不能让愤恨堵塞怜悯，悲剧要让怜悯“单独存在”。
高乃依又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他说，亚里士多德也不会愿意一个坏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是一种令人高兴的结局，谈不上怜悯，更谈不上恐惧，“我们不像他那样坏，不会犯他那样的罪，不会害怕那种悲惨的结局”。
于是，高乃依说，根据“我们的观众既不全是坏人，也不全是圣贤”的实际情况，只能以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做主角才合乎亚里士多德的意思。
不管这种分析和设想是否真是亚里士多德的原意，高乃依的评论仍然值得重视。尤其是那些故意不符合亚里士多德原意之处，表现了他的理论突破，更值得注意。
首先，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和论据不统一，因为亚里士多德实际所据的例子都是属于“大罪人”、“大好人”的典型，善、恶的起落波动很大。
其次，高乃依认为，即使表现与观众同类的剧中人堕入厄运，大多也只能引起“怜悯”，是否能真正起到产生“恐惧”并导致“净化”的功用，他深表怀疑。他认为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为了从柏拉图那里争夺悲剧合法的社会地位而对悲剧社会功用所作的一种设想，“拿一种可能只是幻想的功用来充数”。他举自己的剧作《熙德》为例，说这个戏的主人公的有些境遇会使人怜悯，感动观众流泪，这无可否认，“但我不知道它是否引起恐惧，是否会加以净化”。
再次，高乃依又从相反的角度提出责难：即使要真正引起怜悯和恐惧，也未必要依凭“同类”。他举例说，人世间很少有克里奥帕特拉那样的母亲，害怕把财产还给儿女，竟动手杀害他们；但人世间多的是贪恋财产超过热爱子女的母亲，她们虽然绝无克里奥帕特拉之狠毒，但心思深处却有某些星星点点相似的萌芽，所以当她们在舞台上看到克里奥帕特拉受到正当的惩罚时就会感到一种恐惧，“不是害怕遭受同样的厄运，而是害怕遭受和自己罪过相称的灾难”。总之，不必同类，“一切按照各人的情况和行径，有比例地得到净化”。
实际上，高乃依与其说是在阐释亚里士多德，不如说是在为古典主义的戏剧社会功用观念开辟理论基地，顺便对于亚里士多德奠基勒石过的处所，重新平整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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