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说，最好的戏剧应该像莎士比亚，“塑造我们自己的弟兄”。
一七七一年十月，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博士在故乡的讲坛上回忆说，当他刚读了一页莎士比亚的著作，就已终身折服。而当他读完莎士比亚第一个剧本时，就像一个瞎子突然获见天光。他感到自己的生存得到了无限的扩展，与这种扩展相违背的种种规则，包括戏剧规则在内，都成了他下决心要予以摧毁的对象。他说：“我没有片刻犹疑拒绝了有规则的舞台。”
歌德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获得的足以蔑视“有规则的舞台”的正面力量是什么呢？是自然，特别是自然的人物。他面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赞叹道：“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是自然的了。”
这一叠连声的“自然”，是浪漫主义者否定古典主义的基本思想武器，这思想武器最早是卢梭提供的，年轻的歌德显然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自然”这个概念也多次出现在古典主义的院落里，但严格说来，那只是一种人工的“自然”，恰如精心修饰过的宫廷花苑，猎取森林景色的客厅布置。卢梭和浪漫主义者们所说的自然就不同了，他们强调混沌一片的自然本相，更注重那看不见的自然——人的本性，摆脱了种种偏见和扭曲之后的人的本性，以及本乎这种本性的自由意志。
当时的歌德所推崇的“自然”中也是包含着这样的内容的。他说莎士比亚的剧本成功地表现了“自我的自由意志”与整体必然进程的冲突。他认为，莎士比亚塑造的人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只是塑造得非常高大。
歌德说，正是莎士比亚把这么多“我们自己的弟兄”都变成活人，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认出血统渊源来。这一切，也就是“自然”。“自然借莎士比亚的嘴说出真理，而我的人物却是些传奇小说里的怪诞幻想所吹成的肥皂泡而已。”
看问题比较全面，是歌德的一大长处。原因是，他真正懂得美在何处、艺术在何处。他声明不喜欢那种违背自然的“有规则的舞台”，那当然是在批判法国古典主义，但他更注意在多种“主义”之上的美。
例如，他绝不会像其他浪漫主义者那样，在批判法国古典主义的时候让莫里哀也陪绑，而是公正地评价了莫里哀的艺术成就，说自己毕生都在向莫里哀学习，并赞扬这位喜剧大师完美的艺术处理、可爱的性格、有高度修养的精神生活、妥帖得体的机智、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情调。史雷格尔等消极浪漫主义者把莫里哀看作普通的小丑，歌德颇为气愤。即使对于高乃依，歌德也给了他应有的评价，认为他起了能培育英雄品格的好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歌德虽然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者对于古代艺术和戏剧规则的刻板态度，但主要还是出于对十八世纪高特舍特等人盲目模仿法国古典主义的态度的鄙视，因为这种模仿的模仿，对于希腊艺术来说已是二度失真了。至于对法国古典主义本身，他是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认识的。如果有谁把史雷格尔等人和法国古典主义者并列于歌德的眼前供他选择，他宁可把自己的脸转向后者。
岂止对史雷格尔兄弟等消极、病态的浪漫主义者是如此，即使是对积极的浪漫主义者拜伦等人，歌德也很有一些看不惯的地方。
他责备拜伦“什么地方他都嫌太逼窄”，“一贯地反抗和挑剔”。从拜伦，他还得出了一个结论：能够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他甚至觉得，对于拜伦这样陷入了“反抗和批判”病态的人，正需要由古典主义的规则来约束一下。
歌德从前期主要抨击法国古典主义，转变为后期主要批斥病态的浪漫主义，除了他自身思想变得比较沉静和世故了之外，更与文化界的递变有关。当浪漫主义大家庭中传出不祥之音，在他看来已成为一股邪风时，他就回过身来给予批评。他在《莎士比亚命名日》演讲词的最后说：“起来吧，诸位先生！吹起号角，把所有高贵的心灵从所谓文雅趣味的乐园中唤醒，他们倦眼惺忪，在无聊的朦胧中过着半死不活的存在……”
假惺惺的“文雅趣味”和懒洋洋的“无聊朦胧”都是他不喜欢的，他都要用号角唤醒，不管它们属于什么学说、什么派别。这使我们联想起别林斯基的一段话：“歌德是一种精神，它存在于一切之中，凭着诗情预见在自身中感觉一切，因此，它不会迷醉于任何片面性，不会依附于任何独特的学说、体系、派别。”（《孟采尔，歌德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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