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一直寄希望于自己生儿子，所以迟迟不立太子，范镇连续上疏，接着一帮子圣贤开始帮腔，包括但不仅限于，司马温公、包公、文彦博、富弼、韩琦、吕诲。。。最终赵曙被立为储君。（是为迫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啊。干预立储在各朝各代都是弥天大罪啊。）赵曙本人尚有避祸之意，一味推搪，（大宋这皇位，不少人避之不及，在中华史上也算一奇谈了。）潭王宫教授周孟阳就说他，（赵曙时为潭王）“他人上位，殿下岂能安然否？”于是大局乃定。
仁宗薨后，赵曙登基，是为英宗。然后是一大堆两宫之争、垂帘听政等糟心事，濮议大幕正式拉开。（赵曙亲爹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名分问题，简称濮议。）赵曙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他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赵曙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出了丧再说）
治平二年（1065年）农历四月初九，韩琦等再次提出赵曙生父的名分问题，于是，赵曙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的“濮议”事件。（按，唐、宋翰林学士受皇帝之命，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中书舍人与他官加知制诰衔者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合称两制。）
以王珪（就是那个搞乌台诗案整苏东坡的宰相）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韩琦帮英宗争位，帮英宗撤帘，可谓是彻头彻尾的赵曙党。这场披着大义名分的朝堂大闹剧，实质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党争。英宗因为非仁宗亲生，进入中枢势单力薄，通过拉拢宰执的手段，寄希望树立威信，从文官政治中分一杯羹；而文人集团则坚持要抱团，拒绝皇权的侵蚀，拒绝向宰执低头。）
于是朝中大臣分成甲乙两派意见:甲派主张对濮王称皇伯，以司马光等为代表；乙派主张称皇考，以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为代表。两派各引经据典争议不休。同知谏院蔡伉觐见英宗时，跪下来痛哭流涕，说如何称呼濮王，关系到国家兴亡。御史中丞贾黯临死前特地留下遗书，请英宗一定要称其生父为伯父。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等人联名上奏，指责欧阳修为取悦皇上而“首开邪议”，并对韩琦、欧阳修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们归类为“小人”。（君子党党争起来，丝毫不比小人党温和啊。韩琦、欧阳修、王珪、司马光、范纯仁、吕大防。。。这些都是号称千古名臣的呀。）
然后被韩琦逼着撤帘的曹太后也卷入进来，她亲自起草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英宗不应称濮王为皇考。（曹太后一向看不惯英宗，垂帘时期就曾有两宫之争。）英宗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决定暂缓讨论此事。韩琦也意识到，要想扭转被动的局面，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因此有必要争取她改变态度，在适当的时候主动出击，一锤定音。
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的一天，英宗与中书大臣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把他召来商议，当场即议定称濮王为皇考，由欧阳修亲手起草两份诏书，一份给皇上，一份送太后。到了中午，太后派官宦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给中书省，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一看，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只是上面多了太后的签押。（不管曹太后私下怎么想，撕扯集团内部，因为大闹革命影响生产，肯定于国于民没有任何好处。曹太后适时踩刹车绝对是一个明智之举。）
濮王的名分虽然尘埃落定，但是由此引发的争论并没有平息。吕诲等人不甘失败，以辞职要挟，一边“居家待罪”，一边联名上奏，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势，再次攻击韩琦、欧阳修等政事堂相公，把太后的签押说成韩、欧串通太监，左右太后，有“希恩固宠，巧饰欺罔”之罪。说他们“诖误圣心”“欺君负国”，应该诛之以谢天下。英宗没办法召集宰执商议对策。相公们也很无奈，韩琦只得对英宗说了一句话：“臣等是忠是邪，陛下自然知道。”欧阳修则表示：“既然御史认为他们与臣等难以并立，若陛下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陛下认为臣等无罪，听候陛下取舍。”英宗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将吕诲等三御史贬出京城。英宗自知这三人也没犯什么大错，特地对身边人嘱咐：“不宜责之太重。”殊不知，英宗这个决定引起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应，司马光等人不仅为三御史鸣冤叫屈，而且联手所有台谏官员请求一同贬职。如此闹腾，英宗感到压力山大，只好在两派之间搞平衡，许以执政职位安抚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朝堂还是乌七八糟。然而英宗在位仅四年就驾崩，未及给父母上谥号，此事也不了了之，濮王赵允让的谥号仍为“王”。（英宗派赢得了濮议的斗争，但没有赢得濮议之争的成果，最后赢了也等于没赢。英宗这一个皇帝，就折腾了一个濮议，做古后还不了了之，真是令人好笑。英宗既没，接下来就是更折腾的神宗、哲宗，直到徽宗把北宋给折腾没。。。）
所以，说什么文人集团铁板一块、把持朝纲的，统统是不谙世事、非黑即白之徒，被阶级斗争教育教坏了脑子。文人与文人的争斗，比文人与其他人的争斗更惨烈，唯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嫉妒！朝廷中下层的文人集团，居然抱团不卖政事堂相公的帐、不卖皇帝的帐，而且还不是争什么确确实实的利益，仅仅是死人的虚名，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可能在年轻的台谏、两制官员眼里，还有升腾的正义感吧，他们把对政事堂、对皇帝的挑战，看成了对体制、对老迈的恶龙的挑战！不过台谏在此次事件中疯狗般地撕咬，开启了政治斗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即御史台成了搞残酷斗争的急先锋。（明朝士大夫以当廷被打屁股为荣的风气，大概是从这时开始的吧。）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宋朝皇权与相权的弱势平衡的证据。台鉴权、地方权可以毫不示弱地插入朝廷最高博弈，把皇权与相权作为对手，这简直难以想象。
谬史氏曰：整个濮议闹剧，名分并不重要，而是士人君子、热血少年们，沉浸在屠龙的快感中。但是，人总是要长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屠龙少年们渐渐也是要进入政事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身上，也渐渐地长出了一片片的龙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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