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一般把理科生与文科生都归于知识分子，这个与所谓“知识分子”的本意，是有偏离的。那么理科生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在于知识的多少，而拥有一颗“人文关怀的心”，与“独立思考的逻辑”才是关键。真正独立思考，不为一家一派的学说禁锢，再加上拥有足够的知识，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位知识分子不拥有一颗“高贵的自由主义心灵”的！（而这，也是我这个理科生努力的方向。）
理科生最忌就是用自己冰冷的线性的专业思想，切割梳理混沌的、不可知的人文社会体系，这样必然滑入“建构主义”的泥潭，也是统治者所乐于看到的。而所谓“理科生思维”在社会科学体系上体现出的极大成者，难道不是“计划经济”？最终天怒人怨，体系崩溃，早已说明了一切！
自古中国的不少统治者，总是希望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乱动给自己添乱，老老实实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添砖加瓦，这个才是所谓“改造知识分子”的终极目的。所以，在现时社会舆论中就有人不断地带一拨拨节奏，意图营造一种理科生思维对文科生思维的鄙视链，我是完全理解的。但是不要忘了，在文革中，理科生是与文科生一样的被打倒对象，在偏激主义、反智主义面前，无噍类矣。而保卫我们的社会永远保持平衡，不滑入集体无意识、多数人暴政的境地，只有靠自由主义的文科生，建构主义的理科生毫无用处！所以，你可以不说话，但不应反对别人说话。
所以我以为，理科终只是技能，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人文的心，才能使社会充分博弈，使统治者心存敬畏，社会才能更和谐一点。原与天下诸理科生共勉。
其三，大宋诸子事迹补。
北宋五子、南宋五子外，到了理宗兴理学，将道学广播天下的，是真德秀与魏了翁，这俩名字颇有意思，一个是蒂花之秀真的秀、一个是好了世事未了翁。真德秀原姓慎，避孝宗讳改，他就是那个提醒济王上台前不可得罪史弥远的太子老师。后史擅相废立，当国者遂与道学家尖锐对立。
《鹤林玉露》说，宝庆初，当国者欲攻去真西山（真德秀）、魏鹤山（魏了翁），朝士莫有任者，梁成大欣然愿当之。遂除察院，搏击无遗力。当时太学诸生曰：“大字旁宜添一点，曰梁成犬。”
《宋季三朝政要》也记载，史弥远欲去魏了翁、真德秀，梁成大闻之，日坐茶肆，毁真公不值一钱。或以告弥远，弥远喜，遂擢用之。尝贻书所亲曰：“真德秀真小人，魏了翁伪君子。”中外籍籍，目之为梁成犬。
后来，史相死后，理学始出头。《林下偶谈》记，绍定之末，史相薨，圣上亲政，即日梁成大、李知孝出国门。西山（真德秀）在泉，闻之喜甚，曰：“二凶去矣，闽特犬豕，越乃蛇虺。”梁闽人，李越人也。
理学终于迎来了端平更化，从此成为显学，独树一帜。端平亲政，理学家们掀起了为程朱理学争正统的热潮，理宗也成为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位君主（千古唯一的“理宗”）。端平元年，他下令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入祀孔庙。次年，理宗采纳李埴的建议，享受入祀孔庙待遇的改为胡瑗、孙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与程颐。（苏轼一度从祀孔庙不容易，看他放浪形骸的一生，哪有一点陪吃冷猪肉的样子。不过话说苏轼这个样子，难道不是中华知识分子的最佳形象？道学家们毕竟失之于古板了。同时可见中华主流意识形态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宽容与包涵。还是那句话，什么主义都可以接受，唯有不接受其他主义的主义不可接受。）
经常有人说中国自古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系指文人没有独立性、中国所谓文人都是体制的走狗，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永远的反对派”，永远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其实，中国也是有如明朝徐渭、李贽、唐寅，以及清朝的李渔、沈复、朱耷、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票站体制对立面的文人的，其实早如晋朝张翰莼鲈之思、陶潜归去来兮，就已经给知识分子指出不是仅有公务员一条路，而且托中华主流文化宽容与包涵的福，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名声还想当不错，好感度直追甚至赶超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了。
说回到宋朝，这样的体制异己分子肯定更多、名声更大。比如北宋前期这对妙人儿，柳耆卿与林和靖。想当年柳耆卿在钱塘宾朋满座的盛宴上高颂“三秋桂子十里荷塘”之时，林和靖定在不远的孤山上冷冷地打量着这一切吧。而东坡君差了几年赶来，站在“水光潋滟晴方好”的西子湖畔，定还可以感受到前辈们风骨的影子，在风月之中，傲然肃立---自由主义的精神永远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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