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汤显祖感到很不愉快的一件事是正恰那位吕玉绳根据音律修改了他的《牡丹亭》。这与其是说一般地损害了他的自尊心，不如说是揭痛了他的戏剧观中最忌讳的那一点。于是他不无恼怒地借这一事件把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表述。他在写给凌初成的一封信中说：
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
言外之意，改过的《牡丹事》，于吴歌演唱便则便矣，然非汤显祖之《牡丹亭》也。根据这个意思，他还特意写了一首《答凌初成书原意》的诗题在“删本牡丹亭”上：
醉汉琼筵风味殊，
通仙铁笛海云孤。
纵饶割就时人景，
却愧王维旧雪图。
这还不够，他还直接写信给演员。在《与宜伶罗章二书》中说：
《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
。话是会越说越硬的，何况他这么一个才分颇高的文人。他与吕玉绳都认识另一个朋友孙俟居，他四十七岁在浙江时还曾写过“并赠”他们两人的诗，这次却在给孙俟居写信时讲了过头话：
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匀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这就成了汤显祖的一句名言。后来王骥德在追述《牡丹亭》事件时还说沈璟也改易疏通过这个剧本的音律，而汤显祖也对沈说过类似的话：
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不管王骥德有没有记错，汤显祖在这件事情上动了肝火、说了重话是无可置疑的。但也正是这一怒，把他的见解表述得更明朗了，片面性也展示出来了。如上所述，认为戏剧作品的意、趣、神、色与音律相比应占压倒的优势，这是不错的；他自己根据习惯的创作方法往往难于顾及音律，这也无可厚非；但认为可以无限度地缩小音律这一艺术因素，甚至与音律作对到“拗折天下人嗓子”，这不足为训。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戏剧各组成成分之间有一些关系因不同的剧种、不同题材、不同剧作家的创作风格会有伸缩涨落；但是，伸缩涨落都有一个求得基本平衡的幅度和极限，不能在强调某一因素或抑低某一因素到破坏基本平衡的地步。捧着“九宫四声”一字一句凑剧本之所以不对，就在于把音律这一艺术因素强调得超过了极限，以至损害、窒息了另外的艺术因素，这样做最后的成果就可能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综合艺术戏剧；同样，一个情辞耀眼的戏曲文学剧本不能顺畅地唱出来，那它也只是文而不是剧。任何优秀的戏剧文学作品应该便于表演，至少能够表演。“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这句话则冲破了这条不应冲破的下限。
幸好汤显祖在创作实践中没有完全照此办理。他懂音律，虽然违逆之处甚多，但还远没有到不能付诸舞台的地步。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载：“汤氏作品经后世歌曲家离开旧有轨范，对于各曲调另加一番调整后而配以宫谱，唱来固仍声声入耳，不嫌聱屈。如钮少雅《格正还魂记》、叶堂《纳书楹四梦全谱》，以原有曲调改成集曲（即“犯调”），居然不易一字，照样被之声歌。于以证明汤作并非完全不能上口。”但这个材料实际上进一步说明了音律的不可忽视。一个不重视音律的剧作家的剧本结果还是靠着一些音律家的努力才“被之声歌”的。综合艺术终究在综合的劳动中存活，无论这些剧本出自哪一位名家的手笔，是埃斯库罗斯、迦梨陀娑，还是关汉卿、汤显祖。从这个意义上说，别人改改剧本也应该允许。事实上，自汤显祖瞑目至今世间上演的《牡丹亭》中毕竟改易者要比一字不改者多得多，就像后世演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样。这就是综合艺术应有的命运，这就是不同于《玉茗堂诗文集》的《临川四梦》应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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