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设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和一座神庙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建筑群，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素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以说明一种伟大艺术衰落之后所产生的诸多特征。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罗马悲剧，也有米南德的希腊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时代，夜间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么如果灾难来得晚一点，这儿可能出现台上台下混成一体的真正大悲剧。从大剧场观众席上支撑遮阳大篷的柱桩遗迹看，坐在这里看戏的观众会比街上的市民晚一点发现云色的变化、灰潮的飞泻，因此也就迟一步感知灾祸的将临。但一旦发现和感知，状况将更加凄惨。
那么，这儿也许有点象征意义？艺术文化无力抗拒灾难，却能让人们获得暂时的精神躲避或心理蒙蔽，然后立即惊醒，撕肝裂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有时为了完整呈现不得不暂时与街道隔开，但是能隔开多远多久呢？我不知道庞贝城里当年有没有几个自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独精英，可惜即便有，也早已彻底地同流合污，谁也找不出他们来了。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19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由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 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19世纪60年代，笼贝的发掘和修复进入**
著名的庞贝考古学家费奥莱里在督导发掘工作。
一幅表现古罗马人戏剧表演场面的镶嵌画，出土于庞贝废墟。
古罗马戏剧舞台上常常使用的面具。这些面具一般开有宽阔的嘴巴，内藏金庸的漏斗状物，以用来帮助演员扩大嗓音。
我所看到的这种人体遗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挣扎，只有极少数靠壁站着。在这样的灾难中居然能站着死亡，让人顿生敬意。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1000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因此，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想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