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把自己的批评锋芒，首先对准了古典主义的宫廷口味。
莱辛说：“帝王和英雄的名字能够使一部剧本显得壮丽和威风，却不能使它因此而更感动人。那些处境和我们最相近的人的不幸必然能最深刻地打入我们的灵魂深处。如果说，我们同情国王，那是因为我们把他们作为人看待，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国王的关系。他们的地位固然常常使他们的不幸显得重要些，但却不能使剧本因此而引起更多的兴趣。虽然整个民族往往被牵涉到不幸中去，但我们的同情需要一个个别的对象，一个国家对我们的感性认识来说是一个过于抽象的概念。”
在这里，莱辛没有一般地否定宫廷题材，没有绝对地反对帝王和英雄作为戏剧人物，而是主张用平民化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些。这一个主张表明了莱辛要在艺术上把宫廷题材推向现实生活、平凡人性的努力。
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宫廷里的种种风气，本身也是一种“真实”，如果故意绕开了，那不也虚假了吗？
对此，莱辛认为，宫廷里的这种“真实”是表层假象，是矫揉造作，掩盖了自然真情。因此，不管宫廷里的皇后如何装腔作势，艺术家笔下的皇后必须自然、平易、简单、纯真，让真实的感情流露出来。
他说：
在一种考究而夸大的官场语言中，是不会有任何真实情感的。它不表现任何感情，也不能激起任何情感。而情感则只适于最简单、最普通而又平凡的话语和说话方式。
在艺术上，没有什么比简单的自然更好的了。
在题材上，莱辛主张表现市民的私人家庭生活。他本人的剧作《萨拉·萨姆逊小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他说：“喜剧提高了若干度，悲剧却降低了若干度。就喜剧来说，人们想到对滑稽玩意的嘻笑和对可笑的罪行的讥嘲已经使人腻味了，倒不如让人轮换一下，在喜剧里也哭一哭，从宁静的道德行为里找到一种高尚的娱乐。就悲剧来说，过去认为只有君主和上层人物才能引起我们的哀怜和恐惧，人们也觉得这不合理，所以要找出一些中产阶级的主角，让他们穿上悲剧角色的高低鞋，而在过去，唯一的目的是把这批人描绘得很可笑。喜剧的变化造成提倡者所称的打动情感的喜剧，而反对者则把它称为啼哭的喜剧。悲剧经过改革，成为市民的悲剧。”
这也就是说，时代的发展，观众心理的自然转换，使悲剧和喜剧两者之间的界线渐渐模糊了、淡化了，新的市民戏剧的出现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无论是写普通人的喜剧“提高若干度”，还是写君主和上层人物的悲剧“降低若干度”，实际上都是向着现实生活在靠拢，向着“真实”和“自然”的原则在靠拢。
但是，莱辛又面临着一个问题。“真实”和“自然”好是好，却“呈现着无限纷纭复杂的状态”，而“要人们去感受纷纭复杂，等于没有感受”。
那就是说，“真实”和“自然”都必须经过提炼和选择。提炼和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莱辛的回答是，寻找“内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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