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认为，缺乏内在可能性的事情，即使历史上真是发生过，也应舍弃。具有内在可能性的事情，即使历史上根本没有发生过，也可以虚构出来。
他说：“一个历史事件为什么会让今天的人相信呢？第一要素就是它的内在可能性。这种内在可能性，即使没有任何确切的资料证明，也没有关系。”
莱辛所谓的内在可能性，是指一种具有严密逻辑性的“因果的锁链”：“从果追溯到因，用因来衡量果，要使凡是发生的事都不得不像它那样发生。”
历史事实中有大量的偶然，“因果的锁链”也未必坚牢，于是莱辛像亚里士多德一样，坚决反对戏剧为展示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服务，指出：
在剧院里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哪一些个别的人曾经做过什么，而是每一个具有特定性格的人在一定的环境里必然会做什么、即将要做什么。
碰巧哪件历史事实正好符合这种可能性和必然性，那么，写戏时不妨借来一用。但随便怎样，历史事实都不能成为这出戏的目的。莱辛深刻地指出，艺术家看中历史事实，是看中它发生的方式。这种发生方式包含着那样充分的内在可能性，连虚构也赶不上它，于是就采用。
他在这个问题上，说了一段极其通俗和实用、但只有大艺术家和大哲学家才能说得出来的话：“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诗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假如他偶然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但为此耗费许多精力去翻阅历史是不值得的。即使查出来了，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假如我们以某件事已经发生为理由来推断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那么，有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一个完全虚构出来的情节当作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件历史事件呢？”
他认为，历史碰巧被艺术家看上，是历史正巧符合了艺术家的构思，节省了艺术家的精力。在艺术面前，历史并不重要，因此，他最喜欢嘲笑那手里拿着历史年表来研究艺术的“批评家”，说他们是一群“既不懂得历史，又不懂得艺术的可怜人”。他认为，对于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果要求艺术家提出各种有关“历史证据”的要求，那就是无聊的刁难。事实上，许多貌似“历史证据”的东西反而最不可靠。莱辛说，从事艺术创造，万不可围绕着史书打转。
莱辛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既精通历史，又精通艺术，因此有足够的资格把艺术置之于历史之上。莱辛始终认为，历史的真实有太多的偶然性，又杂乱无章，因此，艺术需要大踏步地超越它，只是寻找必然性和可能性，使人类的生存达到更高的哲学意义。莱辛说，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历史的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要迷惑我们，从而感动我们”。
感动，莱辛认为是戏剧“更高的意图”。他也承认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十分优雅、极有教益”，但却说它们激不起人们的悲悯之情，这也就使优雅和教益大为减色。相反，莎士比亚的杰作，却是从感情上驾驭人们的，因为“偏见不能永远抗拒我们的情感”。
在这一点上，莱辛又进一步把莎士比亚和伏尔泰作了一个比较，说明戏剧仅仅具有比历史更强的哲理性还是不够。他承认伏尔泰有时比莎士比亚“更有哲学意义”，至少在剧中鬼魂的处理上是这样。但是，伏尔泰就永远不能像莎士比亚那样触动人们的感情。即使是塑造鬼魂，莎士比亚也饱贮着感情：“伏尔泰的鬼魂只是一具诗的机器，只为了戏剧的纠葛所需而设，我们对它本身丝毫不发生兴趣。莎士比亚的鬼魂，相反则是一个实际行动的人物，我们同情他的命运，他激起恐惧，但也激起我们的怜悯。”
也就是说，在莱辛的美学天地里，不管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鬼魂，要想进入艺术，都不容易，都必须符合艺术规律。
说到艺术规律，莱辛顺便作了一个补充。“我们不喜欢法兰西的苛刻规则，却并不否定艺术规律和艺术经验。现在有人提出艺术从自己开始，这是自以为是的趣味横流。只有抑止这种横流，才能有功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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